国家博物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展示平台,其中收藏的物品基本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而在这些藏品中,西周青铜器利簋(guǐ)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它为我们揭开了尘封几千年的历史,部分还原了当年武王伐纣的真相。
利簋也称“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
簋是先秦时代古人吃饭用的器具,功能和现在的碗较为类似。
除了承担食器功能之外,簋在古代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经常和鼎一同使用,但鼎的数量一般是奇数,而簋的数量则为偶数。
利簋在出土时保存完好,整件器物通高28厘米,口径约为22厘米,整件青铜器造型凝重、花纹朴实,其外形也保留着商代青铜器的造型风格。
利簋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簋身以及其下的方形底座,这种上圆下方的设计也是古人天圆地方理念的体现,这在其他青铜器设计上也颇为常见。
而较大的底座也标志着利簋并不是一件日用青铜器,而是祭祀时使用的礼器。
在利簋的腹部,有着显眼的饕餮纹路,这种凶兽当时经常被用在青铜器的制作上。
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体现出当时贵族阶级的威严,使得下面的奴隶听命于自己。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制鼎人告诫后人的方式,希望他们不要过于贪暴,以免引起灾祸。
而在利簋的其他位置,还有西周时期青铜器常见的云雷纹作为点缀,这让利簋呈现出别样的美感,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也体现了西周初期我国青铜工匠的高超技艺。
虽然利簋保存完好,形态优美,但和体型巨大的后母戊鼎以及精巧的四羊方尊等青铜器相比,利簋似乎并没有太出彩的地方。
然而在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邀请各路考古和文物专家评选镇国之宝时,利簋却力压一众青铜器文物精品,成为了青铜器文物的代表,这都是因为利簋器内的铭文。
在先秦时期,古人在祭祀的时候会在礼器上雕刻文字来记录仪式的内容,这些铭文也成为了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最佳资料。
在利簋被发现后,考古人员在其腹内底部发现了四行三十二个字组成的铭文,具体为: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历史研究学者在其上看到了“征商”的字眼,这让利簋成为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武王伐纣的第一个文物证据,因此大量历史学者集中到一起,参与到了铭文内容的破译之中。
在经过专家们的集体努力后,他们对这段铭文进行了重新断句: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意为周武王在甲子日的早上发动了对纣王的攻击,在战斗当天周武王的军队就击败了纣王,并在八天之后对参与此战的将领官员进行封赏,其中担任右史的“利”得到了铜等金属材料,之后他将这些材料打造成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利簋,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檀公。
在整段铭文中,除了“岁鼎”二字之外,其余的内容都是比较明确的,针对岁鼎二字,史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一部分专家认为岁鼎中的岁和商周时期经常见到的“岁卜”二字意思相近,应该是指在战前进行了一次祭祀占卜仪式。
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这段铭文中的岁,指的是被称为岁星的木星,而岁鼎指的是木星高悬的状态,后来这种说法成为了主流。
虽然利簋上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只有寥寥数字,但却解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千年悬案,那就是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究竟是不是一场速胜。
在周兴起的过程中,纣王并不是对于这个诸侯国没有一点防范,周文王姬昌就曾经被纣王关押了多年,这足以看出他对于周这一新兴威胁的重视。
虽然在姬昌被释放后,周在周文王和姜尚的带领下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上,周都远远比不上商王朝。
到了周武王时代,虽然他一心想要推翻商王朝,但纣王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即使商朝军队在与东夷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但在面对周武王联军进攻的时候,纣王依然可以调集奴隶和罪犯,组成一支十余万人的军队前往迎敌。
在军事战术和武器制作工艺均不发达的商周时期,很多士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器,即使精锐武士在战场上的杀伤力也十分有限。
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质疑《史记》等古籍中记载的周武王一天之内就赢下牧野之战,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从周代开始,天命论的思想开始流行,王朝更替被形容为有德之人取代无德之君的进程,为了体现各王朝取得政权的合理性,末代君主往往被形容地极为残暴,这样在天命和人心的影响下,他们的军队在史书中,也就变得不堪一击了。
因此有不少历史学者认为牧野之战可能是一场艰苦的大战,但为了凸显出周武王和纣王德行的差距,因此被记载成一场速胜。
这种论调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这些论调的出现让我国古籍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
但在利簋出土之后,其上的铭文明确写着周武王就是用一天的时间打赢了牧野之战,这和我国先秦典籍记录的内容相一致。
这不但解开了困扰历史学界多年的悬案,更打消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史料真实性的质疑,对我国历史研究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古代虽然有着十分详细的历史资料,但在西周初期依然存在资料的缺失。
我国史料的准确纪年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周厉王出逃之时,而对此前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没有准确的时间记录。
武王伐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明确其具体发生的时间,一直都是历史学者的目标之一。
在西汉时,著名学者刘向就曾经根据古籍中的天文信息推断出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122年。
在近代,随着西方学者的介入,一些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开始被运用到历史断代之上。
中国古代对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十分详尽,因此部分西方学者通过哈雷彗星的周期,推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056或1057年。
而在武王伐纣时间断代一事上,我国的学者一直都没有太多发言权,这和当时我国的学术成果不受重视有一定关系,但随着利簋的出土,这一情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首先考古工作者可以明确利簋的铸造时间距离武王伐纣年代不远,因此通过碳-14含量检测等技术手段,就可以分析得出武王伐纣的大体时代。
其次在利簋的铭文中,甚至还有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这给了历史学者进一步精确时间点的可能。
在1996年,我国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型历史断代工程,大量学者参与到夏商周三朝历史事件的断代工作之中。
在这一期间,研究人员整合了史料中的天文事件记载,并结合新的天文学规律重新分析了武王伐纣的时间。
在经过多年努力后,我国科研工作者将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的时间点,确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的1月20日。
而当天按照古代历法正是甲子日,和利簋上的记载完全吻合,这一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被视为我国远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利簋作为记载了武王伐纣信息的文物,由于这一事件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因此它本来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同时利簋又帮助我国历史学者,完成了多个历史事件的断代,让他们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发言权,这又令利簋有了更多的纪念意义,因此将其评选为我国的“镇国之宝”也是实至名归。
用利簋来完成事件断代的工程,也是我国考古和历史工作者实践全新研究方式的伟大尝试,这让利簋成为了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标志物。
随着越来越多珍贵文物的出土,相信掌握了这一技术的科研人员们,一定能为我们一步步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让历史的真相重见于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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