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皇帝谱系中，宋英宗赵曙是一位常常被忽视的君主。他在位仅仅四年，夹在开创“仁宗盛治”的养父宋仁宗，与锐意“熙宁变法”的儿子宋神宗之间，仿佛一道短暂的历史侧影。然而，若我们掀开史册的一角，细细品味这位皇帝的内心世界，会发现他的“最爱”并非宏图霸业，而是在现实的困顿中，对书本的痴迷与对家庭的深情。
如果说宋仁宗擅长驾驭朝堂，宋神宗痴迷于变革现实，那么宋英宗赵曙，则是一位典型的“书斋里的皇帝”。
在登基之前，作为宗室子弟的他在濮王府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远离权力中心，前途未卜，这种处境让他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了读书之中。他并非泛泛而读，而是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痴迷其中。
史书记载了他几近“书痴”的可爱一面：
他常常因为读书而忘记吃饭，下人不得不反复提醒。
他见到一本好书，会立刻命人誊抄整理，并郑重地收藏起来。
即便在酷暑或严寒天气，他也每日坚持读书，从不间断。
他最爱读的是什么书？是经史典籍。尤其是那些关乎治国安邦、历史兴衰的著作。这种阅读并非为了附庸风雅，而是构成了他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当他看到司马光进献的《通志》（即《资治通鉴》的初稿）时，才能立刻洞察到其无与伦比的价值。他支持司马光设立书局、由国家资助修史，这看似是一道行政命令，实则是一位爱书之人对另一位大学问家的灵魂共鸣与最高规格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宋英宗这份源于自身品味的赏识，中国史学史上这颗璀璨的明珠，未必能诞生得如此顺利。
宋英宗的另一个“最爱”，或许带给了他更多的纷扰与争议，却也最能体现他真实的情感——那便是他对本生家族的深切情感，即历史上著名的“濮议”。
他是宋仁宗的养子，即位后，面临一个极其尴尬的礼法问题：该如何追尊自己的生父濮王赵允让？是称“皇伯”还是“皇考”？这在今天看来或许迂腐，但在当时，却是关乎帝国伦理根基的头等大事。
以欧阳修为首的官员支持他尊崇生父，而以司马光、王珪为首的庞大朝臣集团则坚决反对，认为他既已继承仁宗大统，便不能再称生父为“皇考”。这场争论持续了整整十八个月，朝堂之上硝烟弥漫。
在这场风波中，宋英宗展现出了少有的固执。他内心深处，渴望给予生父一份帝王的尊荣，以报答生育之恩。这并非纯粹的政治算计，更是一个儿子真挚的情感诉求。最终，在权术与情感的拉扯下，他勉强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也因此耗费了大量心力，与许多重臣关系破裂。
“濮议”深刻地揭示了宋英宗的内心：他对那个给予他血脉和温暖的家庭，怀有无法割舍的眷恋。 这份“最爱”，成了他帝王生涯中一个沉重的包袱。
纵观宋英宗的一生，他的两个“最爱”共同勾勒出一个复杂的形象：一个渴望在书斋中寻求理想秩序，却又不得不深陷于现实伦理泥潭的文人皇帝。
他最爱读书，这赋予了他知性、远见和对文化事业的真诚；他最爱本亲，这暴露了他的深情、固执以及在复杂礼法政治中的稚嫩。
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更好地平衡他的“最爱”与帝王的责任。但他的品味，却意外地结出了《资治通鉴》这一丰硕成果。当我们赞叹这部史学巨著时，不应忘记那位在龙椅上仅坐了四年，却用他独特的品味，为中华文明点亮了一盏智慧之灯的“书斋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