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的时代：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发布时间：2025-10-18 相关链接：夏朝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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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中国悠久的古史，记载着中华民族最早的创世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建国立都的伟大史实。史书记载中，尧、舜、禹三代文明的发祥地都在今山西晋南地区，尧都平阳在今临汾市，舜都蒲坂在今永济市，禹都安邑在今运城市。同时尧、舜、禹在晋南地区的活动也留下了诸多遗迹，如庙宇、坟、传说等等，但真正的考古实物发掘却是没有的。如今，陶寺遗址的发掘及其出土的大量文物，第一次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

　　考古发掘表明陶寺遗址的年代，时间跨度很长，上下近千年，大致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其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正好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陶唐、虞舜时期，而晚期则为夏族夏后氏的时期。

　　任空间上，陶寺遗址的地域，正是历史记载唐尧、虞舜和夏禹等氏族部落的活动地所在。据《左传・哀公六年》日：“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唐杜预注日：“唐虞及夏同处冀州”，即西周时之“唐”地，为司马迁所指的“唐在河、汾之东”，即今晋南地区。

　　至文化内涵，目前就陶寺遗址的遗存，足以证明为唐尧、虞舜和夏禹氏族部落联盟的遗存。如陶寺墓葬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鼍鼓、石磐和彩木漆器、陶器，尤其历史文献不止一处证明它的彩绘蟠龙纹陶盘，正是以陶唐氏为首的氏族或部落联盟的共同族徽或图腾的写照。

　　所谓“唐尧”、“虞舜”、“夏禹”，很明显是氏族部落的名号，而非个人的私名，这点是很清楚的。由于唐尧、虞舜是氏族或部落的名号，故而他们的数代或若干代人先后为盟主或掌权的时间，就比个人数十年的时间长得多，如此，便与我们所说这一上下近千年分早、中、晚三期的陶寺龙山文化的年代相符合。

　　而历史记载表明，陶唐虞夏这三个氏族部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唐尧、虞舜和夏禹是在同一一历史时空先后繁衍发展起来的三个氏族部落。故其文化，从陶寺龙山文化类型所示，是具有共同的特征和发展上的联系的，即陶寺遗址的早中期便是我们推定的唐尧和虞舜阶段，而它的晚期，按唐、虞、夏的禅让先后，自然属于夏族纪年的范围。

　　龙的形象一般认为最早源于古人的图腾崇拜。由于龙是虚构的神物，因而龙的具体形象，也是在传说中逐渐形成和定型的。宋代的《尔雅翼》一书中有对龙的详细描述，说：“龙有三停九似之说，自首至肼，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具体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拼装的假想动物。这种假想动物，最初被视为吉祥神兽，被人们作为神来敬印，与民族精神还靠不，只有当它作为集团乃至联盟(最初型的“国家”)的精神代表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之后，才逐渐把远古人民的思想、感情、意识形态和美好期望都集中到了一起，变成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勇敢善良的象征。

　　出土的重点文物列表：

　　陶寺遗址有5座墓出土了“龙盘”――二面绘有清楚的蟠龙图案，陶寺文化中的龙，应是中原龙族文化的先首。这一定会有人提出异议：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陶寺文化的龙才4000多年，如何能称之为“龙文化之租”?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早在6000年前，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乃至河南濮阳都曾有龙形象的发现，但那时的龙尚不足以说明是国家灵魂的象征，学者们一般释为“吉祥物”或“天象”。只有到了尧舜禹时亦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象征的图腾被提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了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龙文化的肇始。因之可以说，龙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是自尧舜禹始的。

　　上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可是对商以前的夏朝，考古发掘却迟迟没有提供其存在的证据。以至有外国学者提出疑问――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夏朝?而翻查我国古代史籍，有关夏王朝的记载赫然在目；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更是至今脍炙人口。难道夏朝丢失了吗?

　　中国学者不甘心夏朝的历史就这样被否定，于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展开了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一开始，想利用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的所在，但是仅靠有限的文献材料是无法有效地辨认出夏王朝物质遗存特征的，于是学者们又开始尝试把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即在文献大致限定的地域范围内，在当时发现早于安阳殷墟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夏文化，曾先后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推断。

　　转眼过了几十载，寻夏之旅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在1958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在苦苦地思索，为什么多年大海捞针般的寻觅没有结果?

　　是占文献的记载有误，还是并没有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古文献是唯一可资利用的依据，看来还是得回到古文献里去寻找有关夏都的线索。徐旭生又一次打开被他翻了无数遍的、已快要翻烂了的那些文献。一页页翻过去，有关夏代的只言片语在他眼前跳动着，这次会有新的发现吗?

　　对着“伊洛竭而夏亡”这句曾看到过无数次，但并没有引起他重视的话，他反复吟哦着。怎么会没想到呢!这句话不是在明明白白地提示，应该到伊洛水所在的洛阳地区去寻找夏都啊!他暗暗自责以前的疏忽，看来这是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绝不应该放过。

　　不久后，徐旭生到了河南西部，就因为一句话，他徒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苦苦的寻觅。数月间，他几乎踏遍了伊洛平原，然而却一直没有找到有价值的发现，难道这次又要空手而归?徐旭生并不想放弃，他把寻找的范围缩小到了偃师、禹县一带。

　　难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天途经偃师二里头，一位农民见他老在地上看来看去，便问他是否掉了东西。徐旭生乐呵呵地说掉了城。没想这位农民一听也乐了，赶忙将他领到村东正挖的水塘边。徐旭生肴，墉避上布满陶器碎片，用手一摸，哗啦哗啦往下掉!这真是意外之喜。

　　必奋之余，徐旭生马上展开了发掘调查。初步的结果令人鼓舞：挖掘发现遗址二密布着宫墙、居住址、道路、铸铜遗址、陶窑墓葬等重要遗迹，还贵族才能使用的铜器、玉器，宗教活动使用的骨，生产工具石器、骨器、蚌器等重要遗物。这些遗存都在启示着人们，二里头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存，而是一处曾经拥有过辉煌历史的都邑废墟。

　　迄今，遗址规模与布局大体已被掌握。遗址沿古尹洛河北岸呈西北一东南向分布，东西最辱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

　　中反付于遗址东南部的高地，分布着宫殿基址群、铸铜作坊遗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遗址的东部边缘地带发现有断续延伸的沟状堆积，已探明长度逾500米，可能是建筑用土或制陶用土的取土沟。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遗址内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是一组布局规整的建筑群。居于基址中部的殿堂，东西面阔八间，长30米；南北进深三间，宽11米。殿堂之前还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过庭院则为面阔八问的牌坊式大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帝王宫殿，由此奠定了我国后世历代宫殿的基本格局。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二里头的手工业生产以青铜冶铸业为代表，发现有万余平方米的铸铜遗址。采用合范浇铸法铸造工艺，铸造的青铜器种类有鼎、铃、牌等。二里头玉器制作精美，器类有圭、璋、璜、板、钺、戚、镞、柄形饰等等。供贵族使用的白陶和施釉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除纺织工具陶、石纺轮外，还发现有纺织品遗痕，经过鉴定主要是麻布。另外还有金器、漆器、竹编、石器等手工业产品的发现。

　　二里头遗址出土相当数量的海贝、蚌贝、骨贝、石贝、铜贝，除用作装饰外，有的可能充当货币的职能。夏代的文字，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二里头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二十多种刻划的符号，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的甲骨文，这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碳14检测显示，二里头文化延续时间在公元前2000午至公元前1600年的范围内，约历时400年，与文献记载夏王朝的起止年代大体一致；另外二坠头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文献所载夏人活动地域也大体相符，因此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目前，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夏文化的探索都在积极的进行之中。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有理由相信，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占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56申回考古地图立了夏朝。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境内)举行宴会，此即钧台之享。夏王朝建立以后，夏王朝内部的贵族有扈氏反对夏启继位，启动用军队镇压了有扈氏的叛乱，才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立。由于太康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先发生太康兄弟5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后患现武观叛乱，使得夏朝统治被削弱。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仲康死后，子桐立。这时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朝内部王权之争，夺取了王位，但是不久后羿被东夷族伯明氏寒浞所杀。寒浞又杀掉了夏后相，夏后相怀孕的妻子侥幸逃生，后来生下了相的儿子少康。

　　少康长大后，英明神武，带领着族人，再加上盟友的相助，结束了后羿与寒浞40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朝的政权。少康死后，子杼立，他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夏的国势开始蒸蒸日上，形成了夏代中兴的局面。

　　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孔甲时，内部矛盾日趋激化，从孔甲经皋与发，剑覆癸(即夏桀)内乱不止。

　　由于夏王朝后期特别是最后一个王桀的暴虐无道，致使商族部落首领商汤乘机而入，率大军与夏朝军队大战于鸣条，夏桀失败，逃到安巢，并死在那里，夏王朝灭亡，商王朝诞生。

　　56申回考古地图立了夏朝。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境内)举行宴会，此即钧台之享。夏王朝建立以后，夏王朝内部的贵族有扈氏反对夏启继位，启动用军队镇压了有扈氏的叛乱，才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立。由于太康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先发生太康兄弟5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后患现武观叛乱，使得夏朝统治被削弱。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仲康死后，子桐立。这时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朝内部王权之争，夺取了王位，但是不久后羿被东夷族伯明氏寒浞所杀。寒浞又杀掉了夏后相，夏后相怀孕的妻子侥幸逃生，后来生下了相的儿子少康。

　　少康长大后，英明神武，带领着族人，再加上盟友的相助，结束了后羿与寒浞40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朝的政权。少康死后，子杼立，他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夏的国势开始蒸蒸日上，形成了夏代中兴的局面。

　　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孔甲时，内部矛盾日趋激化，从孔甲经皋与发，剑覆癸(即夏桀)内乱不止。

　　由于夏王朝后期特别是最后一个王桀的暴虐无道，致使商族部落首领商汤乘机而入，率大军与夏朝军队大战于鸣条，夏桀失败，逃到安巢，并死在那里，夏王朝灭亡，商王朝诞生。

　　量水安阳三千年前是帝都――河南殷墟遗址历史在把商王朝的秘密尘封3000多年之后，选择了20世纪作为泄露天机的吉辰。

　　1899年的一天，清朝翰林王懿荣疟疾发作，他所喝的中药必须用一一味药“陈年龟甲”作药引。正当他将龟甲碾碎放入药中时，另一位学者刘铁云刚好来探望他。刘铁云惊奇地发现，这些作药引的龟甲上依稀有些奇怪的符号，王懿荣曾研究过青铜器上的铭文，他发现这些龟甲上的符号与青铜器上的铭文十分相似。

　　这个无意中的发现，成就了一个考古奇迹，商代人用龟甲占而记录的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这个发现，磁石般吸引着许多精通上古典籍和金石文字的饱学之士，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向了龟甲的来源地――河南安阳屯村。1908年，著名学者罗振玉揭示了真相，小屯村就是沉寂了3000多年的商代帝都股墟。

　　这一发现也极大地激励了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们。当时在中国，考古学已开始受到西方现代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他们渴望运用新兴的考古科学，亲手揭开商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大秘密。1928年成立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代所长傅斯年，上任后即以关注殷墟甲骨文为首要大事。

　　这年8月他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

　　董作宾此去的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看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他在实地调查后，发现殷墟遗址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傅斯年看了报告后，当即同意发掘小屯村殷墟遗址。经“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元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于 1928年10月7日开始发掘。这正式拉开了殷墟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大进军的乐章。

　　这段时间的殷墟考古发掘进行了15次，至1937年6月因为抗日战争而被毁。这段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收获，确认殷墟为盘庚迁殷至纣灭亡的都城，殷墟文化为商代晚期文化。

　　1950年，一度因战火而停滞的殷墟考古又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在深深的墓穴里，殉葬人的骸骨和墓主人奢华的随葬品惊世骇俗，郭沫若先生将其视为商代奴隶制的铁证。

　　50多年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持续进行着。武官村大墓、妇好墓、郭家庄160号墓的清理，小电南地、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以及洹北花园庄殷墟早年河南省安阳殷墟考古现场阳商代车马坑(

　　期大型遗址的发现等，每一次都给世人带来了惊喜。几十年来，这里已发掘五六十座宏大宫殿宗庙基址，发现大中型夯土基址和小型房子百余座，发掘铸铜作坊等手工作坊10多处，还有上千座的祭祀坑、殉葬坑、车马坑。数以万计的甲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不少都成了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乃至“镇馆之宝”，其华美而充满神秘感的造型纹饰每每使世人倾倒。

　　从1928年至今的70余年问，通过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昔日商代首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对殷墟遗址面积的认定，从最初的约16平方公里扩大到24平方公里，现在这个数字已增加到30余平方公里。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殷墟东西延伸约6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中心区域是宫殿区和王陵区，其外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再外则是墓葬区。宫殿区和王陵区均处在洹河南北两块高地上。王室作坊分布于宗庙区周围，呈卫星状分布着家族墓地以及其他邑落。专家们通过研究还发现，整个国都布局合理，沿洹河而建。在宫殿区的西、南边都发现了相当宽阔的濠沟，均足人工挖的，起着城墙护卫的作用。

　　基丁发掘资料的不断充实，学者们的研究范围巳扩大到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殷商学也成为了一门国际的品学

　　从1899年发现第一片甲骨至今，殷墟共发现带字甲鬻万片，使用单字4500多个，可认字1700多个。甲骨文是世界四种著名古文字之一，也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这些文字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蓬治、军事、文社会习俗，还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已识别的1000多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出巾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甲骨文巳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米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董作宾曾就咩骨文书法的时代特征作了划分：第一期(武丁)，雄伟；第二期(祖庚、祖甲)，谨谤；第三期(廪康尊丁)，颓靡；第四期(武乙、文丁)，劲峭；第五期(蒂乙、帝辛)，严整。以时代柬分，大致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较质母晚期的字带有一些金文的特点，有的字很小，但很严谨。甲骨文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甲骨文最重要的价值，是将中国有的历3000多年以前，使传说中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世界为之震惊，牵引出了场中国史学界的大变革。

　　青铜之冠～司母戍大虚鼎某夜，村人的铁锹发出了一声“仓啷”的脆响，华丽雄伟的青铜之冠、国之重宝――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了。

　　因为此鼎实在太大、太重而无法搬动，私掘者取来锯子，将大鼎的一只鼎耳锯下，然后又将大鼎重新掩埋，并相约谁也不准说出此事。后来，侵华日军闻知此事，欲以重金购之而不可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被专车运抵南京。但当年被村民私自锯下的一只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却就此下落不明，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有一只鼎耳是后来补铸上去的。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安阳，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频频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899年，人们在安阳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一片甲骨惊世界”，这片土地连同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一起闻名世界；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贵为世界素有“青瓷之首”美誉的汝瓷，烧造历史只有短短20年，传世作品不足70件，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英国达维德基金会以及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私人收藏家手中，素称“黄金有价，汝瓷无价”。汝窑窑址已湮灭千年而不为世人所知，为揭开汝窑之谜，考古学家历经50年的寻找，终于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汝窑。

　　在商周时已拥有了“原始青瓷”的中原大地，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盛产瓷土的太行山、伏牛山一带，窑址密布，是唐宋至金元的制瓷中心，名震天下的汝窑就位于这里。在河南这样一个文物大省，各种考古挖掘任务十分繁重，但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寻找汝官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始终在关注着此事。

　　20世纪60年代，由当时的副所长赵青云带队，曾对河南全省的 300多处古窑址进行了调查，却终因将重点寻找的范围局限于古汝州州治所在地(今河南省汝州市)，致使寻找汝官窑窑址的工作一直未有结果。与此同时，当地一些酷爱汝瓷的民间人士也以自己的方式在寻找着有关汝官窑的蛛丝马迹。

　　“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一句流传于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的乡间俚语，诉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人车辐辏，店铺繁密”的陶瓷交易盛况，这引起了来此进行调查的考古人员的注意。宝丰也属于古汝州的管辖范围，这一带是否和汝官窑有关系呢?20世纪80年代初，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徒步沿清凉寺至段店进行考察，10多公里范围内竟发现有数十座窑址。他们一一做了记录，汝官窑神秘的面孔终于开始显露了。

　　1986年10月，宝丰县清凉寺村村民在犁地时发现了两个完整的汝窑笔洗，这引起河南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于1987年进驻清凉寺村，展开了深入调查。他们先在村南进行了两次发掘，结果发现了两座窑炉、两个作坊和一段排水渠。在一个作坊的一角，发现了一个不足一米的小窖藏坑，出土了20多件器物，其中有七件是完整的御用汝瓷。至此，清凉寺被确认为汝官窑窑址所在地。

　　在随后的两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作坊、水井、灰坑、澄泥池和排水沟等与制瓷有关的诸多遗迹，出土各类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1100余件。10年后，又进行了两次重点发掘，发现了4座烧制民用青瓷的窑炉，找到了汝官窑瓷器的单独烧造区。然而，汝窑瓷器的中心烧造区一直扑朔迷离，不肯与考占学家们谋面。

　　1998年12月，清凉寺村民报告一农家院内挖坑时发现耐火砖墙和御用汝瓷片，专家们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在已经回填的坑边，拣到150多片指甲盖大小的御用汝瓷片。对该区进行试掘后发现，该区域内的宋代地层内几乎全是御用汝瓷，并出土了不同于民窑的匣钵、火照等窑具。

　　考古队大胆推断，汝窑瓷器中心烧造区应该就在清凉寺村内。但是面对密密麻麻的民房，考古队却犯了难：不搬迁农户，就无法搞清地下埋藏的情况，汝官窑将永远是个谜；而搬迁农户，又恨龄没有文物遗存，或遗迹现象少，对不起为此而搬迁的农户循还是决定冒这个险毕竟，半个世纪的寻找积累起来的经们对这次挖掘心眠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组织精干人力，进行了第六次考古发掘，结果取得了撼人心扉的收理出汝官窑窑炉15座、作坊灰坑22个，以及窑炉的配套设施 ――2个大型澄泥池、2个釉料坑和1眼水井，并出土了一大批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窑具，还获得了大量精美的汝官窑瓷器标本，尤其是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传世品中所罕见的新器型。毫无疑问，清凉寺村就是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一直苦苦寻觅的北宋汝官窑瓷器的中心烧造区。

　　我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终于在20世纪末得以彻底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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