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一代大儒吕留良抱憾而终，归葬于故里青山，本应就此入土为安。在其殁后四十余载，清廷的一场政治风暴却生生掀开了这位长眠者的棺椁。雍正六年，湖南书生曾静受吕留良著作中“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试图策动名将岳钟琪反清。此举令雍正皇帝震怒，在统治者眼中，曾静的悖乱之辞并非孤立的狂言，其源头直指早已作古的吕留良。这场震动朝野的投书案，迅速演变为对吕氏学术与人格的全盘清算，一代名儒竟在死后半个世纪落得开棺戮尸、子孙流徙、著作焚毁的惨烈结局。
究其深层缘由，戮尸之举并非单纯针对吕留良个体的报复，而是大清帝王对汉人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深度震慑。吕留良一生坚持遗民志节，其著作中蕴含的民族气节与对王朝合法性的质疑，触动了清廷最敏感的统治根基。在皇权的逻辑里，思想的传播力远比刀剑更为恒久且致命，即便作者已化为朽骨，其文字依然能跨越时空煽动人心。通过这种极端而残酷的刑罚，雍正旨在向天下士林昭示：任何挑战大一统权威的思想，无论隐晦还是直白，都将面临超越生死的严酷审判。
论及此案是否为冤案，则需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审视。若以当时的《大清律例》而论，吕氏著作确有诋毁当朝、触犯忌讳之实，在君主专制的法度框架内，这种“谋反”之罪在皇权看来并无冤情。但从历史长河与学术道义的高度观察，这无疑是一桩彻头彻尾的思想悲剧。吕留良所坚持的，是一位读书人在易代之际的道义孤守，他从未亲身参与任何颠覆政权的武装行动，却在数十年后被后人的激进行为所牵累。
这种将个人的著书立说等同于叛乱罪行的逻辑，本质上是文字狱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肆意践踏。吕留良的尸骨在刑场上破碎，折射出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绝对皇权面前的无力与悲凉。此案不仅终结了一个家族的命运，更标志着清代思想管控步入了一个极其严苛的时代，成为那段岁月里，独立人格与专制王权激烈碰撞后的血色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