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镛作为清代中后期的关键政要，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身居宰辅之位二十余载，是晚清官场文化的深刻缩影。他的一生，以“谨慎”二字为经纬，织就了一张极其严密的为官之道。在那个风雨欲来的时代，他并非如前朝权臣般飞扬跋扈，而是以一种近乎极致的平庸与圆滑，在风云变幻的宫廷斗争中稳坐泰山。这种“多磕头、少说话”的处世哲学，虽让他获得了皇帝的极度信任，却也为其历史评价埋下了复杂的伏笔。
从历史功绩来看，曹振镛无疑是维护纲常秩序的坚实基石。他主政期间，恪尽职守，处理政务细致入微，尤其是在道光朝推行节俭之风时，他身体力行，极大地迎合了当时的治国理念。作为帝师，他不仅辅导皇子，更在维持官僚体系的稳定运行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在文书行政上的严谨，使得朝廷指令在庞大的官僚机器中能够精准传达，这种行政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王朝衰落的脚步。
曹振镛最受争议之处，在于他这种生存之道对人才选拔与政治气象的深远负面影响。他在任期间，大力提拔同样循规蹈矩、噤若寒蝉的官员，导致朝廷之上万马齐喑，鲜有敢于直言开拓之辈。这种以“无过”为“功”的风气，在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转型期，成为了一种无形的枷锁。他所崇尚的繁文缛节与避事平庸，虽然保全了自身的荣宠，却在客观上扼杀了帝国求变自强的生机，使朝政陷入了僵化与迟钝的泥潭。
纵观曹振镛的一生，他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礼治下的“纯臣”，也是官僚主义走向极致的产物。他并非祸国殃民的奸佞，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体制僵化的推手。其功在于维稳，其过在于守旧。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像是一个守望旧梦的老者，虽做到了个人的功德圆满，却未能为那个正在走向衰败的帝国指明出路，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