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鼎盛之时，晋国公子重耳蒙难流亡，在十九载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介子推始终追随其后，不离不弃。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君臣之义，更像是在生死边缘磨砺出的患难至交。在卫国绝粮的至暗时刻，介子推不惜“割股奉君”，以己之肉为重耳续命。这一壮举不仅彰显了其赤诚肝胆，也为日后晋文公成就霸业的宏大叙事涂抹上了一层悲悯而厚重的底色。
当重耳重返晋国成为一代名君，功臣名就之日，介子推却选择了功成身退。他不屑于在朝堂之上争名夺利，认为追随重耳复国乃是顺应天意与尽本分，而非换取荣华富贵的筹码。他背负老母，隐居于绵山深处，以清贫与高洁回应了那个权欲纵横的时代。这种不求显达的操守，令晋文公在感佩愧怍之余，也生出了焚山逼其出仕的极端之策，最终酿成了绵山抱木而死的千古悲剧。
关于介子推是否写过血书，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呈现出迥异的样貌。在广为流传的文学演义与民俗故事中，晋文公在焦黑的柳树洞里发现了一块衣襟，上面赫然写着介子推的血诗，叮嘱主公要“勤政清明”。若审视《左传》等早期正史，关于介子推的记载多集中于其流亡时的忠诚与隐居时的清高，并未提及焚山与血书的情节。血书的传说更像是后世文人为强化忠孝精神、寄托政治理想而进行的艺术加工与情感附会。
尽管血书的真实性在史学界尚存争议，但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却早已深入人心。那句“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已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具象化表达。晋文公为此设立寒食节，严禁烟火，以志哀思。这不仅是对一个忠臣的个人缅怀，更是对一种独立人格与高尚道德的永恒祭奠。介子推与晋文公的关系，由此从一段君臣往事升华为一种文化图腾，在历史的寒烟中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