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末期波诡云谲的历史长卷中，夏无且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却常被边缘化的注脚。作为秦王政的侍医，他既不具备封侯拜相的权谋，也无驰骋疆场的勇武，却在那个决定时代走向的惊险瞬间，凭借一种近乎本能的果敢，成为了大一统帝国诞生前夜的关键守望者。
夏无且之名，史册所载不多，最令人瞩目的焦点莫过于公元前227年发生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当时，燕使荆轲假托献图之名图穷匕见，在咸阳宫殿内对秦王政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追逐。受限于秦国严苛的法度，殿上群臣皆未佩带兵刃，而阶下武士非经召唤不得擅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秦王因长剑过长、情急之下无法拔剑而陷入绝境时，是夏无且挺身而出。他并非以武力抗衡刺客，而是掷出手中的药囊，精准地击中了正欲行凶的荆轲。这突如其来的干扰令荆轲身形微滞，为秦王政赢得了最为宝贵的喘息之机，使其最终得以负剑拔出，反杀刺客。
关于夏无且与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之死的关系，实则是一种奇妙的历史悖论。从直接层面上看，夏无且并未参与秦始皇最终在沙丘的病逝，也从未有证据表明他与那场导致帝国分崩离析的死亡有医疗过失上的关联。相反，他与秦始皇“死”的关系，更多体现在他曾亲手延迟了这位千古一帝的死亡。若无那只飞掷的药囊，历史可能在咸阳宫的廊柱间便已戛然而止，后续的横扫六合、书同文、车同轨恐将化为泡影。可以说，夏无且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大一统进程，他与始皇之死的关系，本质上是死亡的见证者与暂时的驱逐者。
夏无且的结局在史料中显得较为平稳且尊荣。刺秦事件平息后，心有余悸的秦王政并未吝啬赏赐，他感念夏无且的救命之恩，赐予其黄金二百溢，并由衷感叹其“爱护王身”的忠诚。此后的夏无且并未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而是继续以医者的身份行走于宫廷。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关于荆轲刺秦的具体细节，多是源自夏无且晚年与公孙季功、董生等人的交谈。这位曾在生死关头掷出药囊的医者，在帝国建立后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成为了那段惊心动魄历史的活化石。
夏无且最终得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得以善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对正直与忠勇的一种宽慰。他的一生并没有太多宏大的叙事，却因那一次精准的投掷，使自己成为了连接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纽带。他以一种平和而深邃的方式隐入了历史的烟尘，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个医者的忠诚，更是对偶然性改变历史走向的深刻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