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一朝，常被视作康乾盛世的巅峰。乾隆皇帝自诩“十全老人”，其在位期间的十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即“十全武功”，不仅确立了近代中国的版图疆界，更将大清帝国的声威推向了极顶。在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军事荣耀背后，却隐藏着一场旷日持久且规模空前的财政透支，成为大清国运由盛转衰的隐秘转折点。
武功之盛，仰仗的是雄厚的国力积蓄。康雍两朝励精图治，为乾隆留下了充盈的帑藏。但战争作为最剧烈的金钱粉碎机，其消耗之速远超想象。据史料考证，乾隆中后期的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在深山峻岭间与少数土司周旋，历时五年，耗帑竟达七千万两白银。此数额已远远超过当时朝廷两年的财政总收入。战线之绵长、补给之艰难，使得每一颗呼啸而过的炮弹、每一石运往边陲的军粮，都承载着极高的边际成本，将前期的治世积累迅速摊薄。
频繁的征伐导致了军费支出的常态化与结构化膨胀。平定准噶尔、回部，以及反击廓尔喀，虽属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必要，但在执行过程中，官场贪墨与后勤浪费如影随形。这种大规模的财政波动，诱发了清代中后期行政体系的系统性腐败。以和珅为代表的权臣在军需流转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使得实则用于兵燹的经费，大量流向了奢靡的私产。这种由上而下的贪腐之风，在透支国库的也侵蚀了帝国的行政效率。
当乾隆晚年回望其“十全”勋业时，国库已非复昔日之丰盈。原本作为应对自然灾害、维持基建与河工的战略预备金，在连年烽火中消磨殆尽。财政的竭蹶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嘉庆年间在应对内部起义时，清廷已显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盛世的余晖在武功的喧嚣中逐渐黯淡，庞大的财政赤字如同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在繁华落尽后，暴露出帝国体制性的衰朽。
“十全武功”在版图开拓上的历史贡献诚然不可磨灭，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经济代价，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极端的军事强盛若缺乏可持续的财政支撑与廉洁的行政监督，往往会成为国家沉重的枷锁。这种扩张与维稳的宏大叙事，虽然换取了短期的边疆稳固，却透支了清朝长期发展的物质根基。乾隆一朝的辉煌，终究在银两的无声损耗中，演变成了一场代价昂贵的落日余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