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像嬴姓，李氏，名悝。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李悝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大约在魏文侯三十七年（前409年） ，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命他攻克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等地并筑城，并在同年或第二年（前408年）再次攻打秦国，一度长驱至郑县。吴起向北还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公元前408年，魏文侯设置了上郡（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河以北，子长以南，以在河西之上而得名），任命李悝为上地郡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常和秦人交锋作战。李悝警告左右两军说：“千万要警惕敌人，他们早晚会来袭击你们。”像这样说了很多次，而敌人始终没有来。左右两军都懈怠了，不再相信李悝。过了几个月，秦军忽然来袭击，几乎完全消灭了李悝的军队。李悝为了雪耻，想要当地百姓善于射箭，就下令说：“人们有难以决断的诉讼，就让他们射箭，射中靶子的人胜诉，射不中靶子的人败诉。”命令发布后，当地百姓都赶紧日夜不停地练习射箭。到了与秦军交战的时候，魏军大败秦军，这是因为当地百姓都善于作战射箭。约公元前407年，魏国灭中山国，面临着魏国暂时和平，地盘增大，人口增多而粮食不多的局面，魏文侯调防备秦国有功的李悝回到安邑，主持变法。对内，面对底层居民，李悝推出了“平籴法”，通过丰年平价收购余粮、荒年平价粜粮来稳定粮价，保护农民利益，防止不法商贾从中渔利。同时施展“尽地利”，开垦荒地来增加粮食产量。对外，李悝编著《法经》，施展《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等，增强魏国百姓的法律的畏惧，加强控制管理。同时李悝开始主持废止贵族世袭特权等措施。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遗命李悝辅佐儿子魏武侯。魏武侯天资聪颖，自己谋事成功以后，曾经振臂在宫廷中大声呼喊：“大夫们的谋略，都不如寡人我啊！”多次呼喊。李悝上前进谏，以五霸之楚庄王未雨绸缪的例子劝说魏武侯要谦虚行事，魏武侯听劝。《吕氏春秋》评价“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史记-赵世家》提到赵敬侯五年即魏武侯五年，魏国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赵国刚平。可能是指此事）。大约公元前391年，魏武侯五年，李悝去世。李悝变法在魏国走上富强之路过程曾做出很大贡献，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悝言论散见于《汉书·食货志》《晋书·刑法志》等。《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已佚。

人物影响

政治

李悝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一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举实际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经济

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汉书·食货志》有较详细的记载）。简单说来，尽地力就是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平籴法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扰民，或甚贱而伤农。此法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李悝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 ，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法律

李悝《法经》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分6篇，为《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晋书·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域、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法经》的编订，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以公布新的法律条文。到战国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诸国法”，修订出《法经》六篇，包括盗、贼、囚、捕、杂、具。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洽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②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④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李悝制定《法经》，是为确保政策法令的贯彻和思想的统一，贯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制原则；具体了任意杀人是犯法的，要治罪处刑，限制了奴隶主贵族随意杀害奴隶的暴行；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呈现了“重典治民”的观点。以至于商鞅、韩非子继承了他的衣钵，进一步发展成“刑以止刑”的理论。

农业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因而富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详，只能从《汉书》 “食货志”的记载略窥梗概。他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耀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对于统治者来说，“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也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重农主义在商鞅手中达到了极致，他承继了李悝的办法而加以扩大，他体认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而且“农少、商多”的结果是“贵人贫、商贫、农贫”，因而极力抑制末业（特别是商业），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以达到“搏以于农”、“壹民于农的”的目的。史载商鞅的变法令云：“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汉书》以免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为了达到地尽其利，乃“开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举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认，宣布旧田制的终结，而造就了秦国的富强。兵法说“带甲数十万，民有余粮弗得食也。”无论是经由重商或重农而求得国家富强，都必须在统治者的掌握中才能发挥效用。所以统治者在求国力整体富厚的同时，也都进行积聚。戎王闻秦缪公贤，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秦缪公号为贤主，尚且如此，中人以下，更无足数。战国时代，各国之积聚以粟为主。苏秦说齐宣王曰：“齐粟如邱山”；说楚威王、赵肃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积聚的结果，当然加重人民的负担。由余在看了秦缪公的宫室积聚后，感慨地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田制与赋税改革后，地租由提供劳役（助、藉）改征实物（履亩而税、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结果，虽有使税负公平的作用，却也使税率超脱了原有的限制。鲁哀公喟欢“二，吾犹不足”，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来得重。春秋晚年齐国的情况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也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户口不加，而租入岁倍，此由多课也。”因此，列国争胜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国君而农民依然贫苦，上下之间分配的不均益趋严重，求均的呼声乃应时而起。

军事

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魏文侯

人物作品

李悝的著作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术都属于法家范畴，故其大多数作品被列入法家类。以上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晋或隋唐时尚有零简残篇传世。如《水经注》和《文选·魏都赋》注都引有《李克书》。由于《汉书》以李悝与李克为两人，后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法经》早已不存，唯桓谭《新论》中有关于《法经》内容的简述，《晋书·刑法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新论》已亡佚，桓谭介绍《法经》的一条保留在明人董说《七国考》之中，是人们了解《法经》的重要依据。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法经》，夹杂了天尊、佛像等语，当是误引他书所致，故难以凭信。

人物思想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法家思想和当代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历史评价

吕不韦：“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司马迁：“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班固：“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魏鲁：“唐尧之节俭，李悝之尽地力，越王勾践之十年生聚，汉之平准，皆所以迎来之术也。”刘昼：“法者，慎到、李悝、韩非、商鞅之类也。其术在于明罚、讨阵、整法、诱善、惩恶，俾顺轨度，以为治本。”曾巩：“使岁穰谷不贱出，岁凶民不病食，故平籴之令自此始。李悝修之，魏以富强。”李廌：“李悝以平籴取名，第期昌富；杨炎用两税变法，愈革淳厖。”梁勇：“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轶事典故

射箭断讼

李悝担任魏文侯的上地郡守，想要当地百姓善于射箭，就下令说：“人们有难以决断的诉讼，就让他们射箭，射中靶子的人胜诉，射不中靶子的人败诉。”命令发布后，当地百姓都赶紧日夜不停地练习射箭。到了与秦军交战的时候，魏军大败秦军，这是因为当地百姓都善于作战射箭。

不信之患

李悝在作战时警告左右两军说：“千万要警惕敌人，他们早晚会来袭击你们。”像这样说了很多次，而敌人始终没有来。左右两军都懈怠了，不再相信李悝。过了几个月，秦军忽然来袭击，几乎完全消灭了李悝的军队。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李悝与秦军交战，他对左军说：“赶紧冲上去，右军已经冲上去了。”又奔驰到右军说：“左军已经冲上去了。”左右两军都说：“别人都冲上去了。”于是都争着冲上去作战。第二年，与秦军交战，秦军袭击他们，几乎完全消灭了李悝的军队。这就是不讲信用的祸患。

史料记载

《吕氏春秋 览·恃君览》：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韩非子·卷九·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故越王焚宫室，而吴起倚车辕，李悝断讼以射，宋崇门以毁死。……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李悝警其两日和：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求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车。此不信之患。”《史记-七十列传·孟子荀卿列传》：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晋书三十.志二十》：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译文：当时沿用秦汉时期的旧律，其律文起始于魏文侯的老师李悝）。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序：自魏文侯以李悝为师，造法经六篇。《七国考》：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

人物争议

后人有称李悝与李克为同一人，有误。李悝与李克并非一人。《汉书·艺文志》列《李克》七篇在儒家，列《李子》（悝）三十二篇在法家，《汉书·古今人表》列李悝三等，李克四等。李悝初为上地守，李克则为中山相，《韩非子》中区别明显。李克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克曰：“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韩非驳斥李克之说为“无术之言”，谓“人事”“天功”二者皆能使“入多”。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正主张以“人事”谋求“入多”者。若李克即是李悝，韩非不能如此评论。故法家李悝与儒家李克，本为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