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群雄并起的时代，张士诚与陈友谅无疑是朱元璋问鼎天下之路上最为强劲的对手。两人盘踞江南，各据一方，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统治底色与战略姿态。陈友谅以悍勇著称，统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水师舰队，其性格阴鸷、手段酷烈，这种武力扩张的极速性使他成为朱元璋心头的第一大患；而张士诚则以豪富闻名，坐拥吴会繁华之地，府库充盈冠绝群雄，这种物质上的优渥使他在乱世中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割据形态。
张士诚之所以被公认为义军中最富有的人，其根源首先在于他对盐利的绝对掌控。张士诚出身于泰州槐泗，早年曾是往来于河海之间的盐民。盐，在古代不仅是民生必需品，更是王朝的经济命脉，利润极其丰厚。他凭借这一行业积累了深厚的人脉与秘密武装，并最终以盐徒起义。当他占领平江也就是如今的苏州后，更是扼住了东南盐业的咽喉。相比于其他出身赤贫、依靠抢掠补给的起义军，张士诚拥有天然的产业基因，他将盐政收入转化为战争资本，使得平江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避开了多数起义者面临的饥荒与贫匮。
地缘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张士诚的财富基础。他盘踞的江浙腹地，自唐宋以来便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并非虚言。这里的丝织业、手工业高度发达，运河航运商贾云集。当陈友谅在长江中上游的崇山峻岭与激流中苦苦经营武力时，张士诚却在稻米流脂、丝绸堆山的江南水乡建立了自己的温柔乡。他采取了对士绅与富户较为温和的政策，甚至通过减免税赋来换取当地地主阶级的效忠。这种利益交换使得苏州地区的生产力在乱世中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留，为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财富资源。
与陈友谅相比，张士诚的财富还体现在他那近乎挥霍的政治开支上。陈友谅的财富主要转化为了战舰与兵甲，追求的是极致的毁灭力；而张士诚的财富则更多地流向了奢侈的赏赐与精美的城市建设。据史料记载，张士诚赏赐部下动辄以黄金白银，甚至连最普通的将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这种富足虽然在短期内提升了士气，却也为日后的败北埋下了隐患。长期在安逸与奢靡中浸淫，使得张士诚的军队逐渐丧失了早期那股盐徒的狠劲，面对朱元璋那支纪律严明、志在天下的劲旅时，金银堆砌的防御终究显得脆弱不堪。
陈友谅与张士诚的性格差异，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陈友谅如同一头饥饿的野狼，他的财富观是掠夺式的，为了军费可以不计后果；张士诚则更像是一个守财的富家翁，他深爱江南的繁华，甚至不惜通过向元廷请降这种反复横跳的政治手段来保全领土内的富庶。这种小富即安的心理，使得他在朱元璋与陈友谅进行生死决战的鄱阳湖之战中，选择了坐山观虎斗，错失了争夺天下的最佳战机。
张士诚的富庶，是那个动荡年代里的一抹奇特亮色。他虽然在最终的政治角逐中败北，但他留下的财富与对苏州的治理，却在当地百姓心中留下了长久的印记。陈友谅的凶狠与张士诚的豪富，分别代表了乱世英雄的两种极端。然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务实、坚韧且深谙权谋平衡的朱元璋。财富固然能筑起坚固的城墙与华丽的宫殿，但在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时刻，那股席卷山河的意志力与战略远见，才是比万贯家财更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