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平定台湾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姚启圣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且色彩鲜明的符号。他与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君臣契合，而是一场关乎权力制衡、性格碰撞与功利取舍的复杂博弈。后世常议论康熙是否对其心存厌恶，这种“厌恶”其实更多源于一种统治者对难以驯服之“奇才”的本能戒备与性格抵触。
姚启圣并非传统意义上温文尔雅的儒将，他落拓不羁、傲慢狂放，身上带着一股深沉的江湖气与不合时宜的孤傲。对于崇尚秩序与威权、试图将臣下纳入整齐划一治权体系的康熙而言，姚启圣的种种行径无疑是出格的。他不拘小节、敢于在奏折中直抒胸臆甚至冷嘲热讽，这种个性的张扬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极易被解读为“跋扈”。康熙作为一代旷世雄主，其高明之处在于能将个人的情感偏好置于国家利益之后。在平复海疆的紧要关头，他深知放眼满汉文武，唯有姚启圣这般不按常理出牌、洞悉人性且极具战略眼光的“怪杰”，方能担起收复孤悬海外之地的重任。因此，康熙对姚启圣的疏离与压制，本质上是帝王御下之术的体现：既要借其才以成大业，又要抑其气以明尊卑。
评价姚启圣，必须将其置于东南海疆的血雨腥风之中。他的一生是战略家与实干家的完美结合。在出任闽浙总督期间，他主导并推行了极具争议的“迁界禁海”政策。这一决策虽然给沿海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生计苦难，但在当时的战略格局下，确实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切断了明郑政权的物资补给与情报来源。更为难得的是，姚启圣不仅有杀伐果断的一面，更有运筹帷幄的细腻。他在福建设立修来馆，通过怀柔政策瓦解敌军士气，为后来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心理基础。可以说，施琅之所以能顺利在澎湖一战定乾坤，其背后正是姚启圣多年来在后勤保障、情报搜集及外交分化上所做的深厚铺垫。
姚启圣的悲剧色彩在于其“功高而自傲，才大而难容”。随着台湾平定，他在政治价值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其不屈的性格便成了他仕途乃至生命的累赘。在功勋的分配与职位的迁转中，康熙显然更倾向于嘉奖听命于中央、性格更为纯粹的将领，而非这个时常让他感到棘手的姚启圣。
纵观其人，姚启圣是那个时代罕见的实干派，他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不计毁誉的决绝，为清王朝版图的完整立下了不世之功。他与康熙的关系，是典型的人才与体制的摩擦，是纯粹的功利主义与皇权尊严的博弈。他是一个孤独的破局者，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燃尽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换取了海疆的一统。后人在评价他时，不应仅仅看到他个人的乖张与皇帝的冷落，更应看到在那片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个落寞的身影曾如何以一己之力，搅动了时代的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