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康熙盛世的宏大叙事中，李光地是一个无法被轻易归类的符号。他既是帝王笔下“谨慎清勤”的股肱之臣，又是士林口中“欺友误国”的争议人物。评价这样一位身处权力漩涡中心且深受理学熏陶的复杂政治家，若仅以“好”与“坏”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去衡量，难免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偏见，唯有将其置于时代的纵深之中，方能洞察其人格的双重底色。
从经世致用的政治维度审视，李光地无疑是康熙一朝卓越的政治家与战略家。他在平定三藩之乱中表现出的忠诚与洞察力，使其在政治生涯早期便脱颖而出。最为后世称道的，莫过于他在收复台湾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李光地力排众议，以前瞻性的眼光保举姚启圣与施琅，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海疆的统一。在治水、赈灾及典籍编纂等方面，他也展现出极强的行政能力与深厚的学术功底。作为理学名臣，他力主回归朱子之学，试图在学术荒芜的清初重建文官阶层的道德标准与理性秩序。在这一点上，李光地是清初政局趋于稳定、文化趋于复兴的重要推手。
笼罩在李光地身上的“伪君子”阴影，主要源于他在伦理私德上的斑斑劣迹。最为人诟病的“卖友案”，即在三藩叛变期间，他与至交陈梦雷密商通过蜡丸向朝廷传递情报，事后他独揽功勋，致使陈梦雷深陷囹圄、几经流放。这一违背儒家“信”与“义”的行为，成为他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在朝堂纷争中，他虽以清廉自居，却也难逃朋党之嫌，其圆滑老辣的处世之道，常被政敌指责为巧言令色。这种政治上的精明与私德上的缺失，构成了他性格中强烈的张力：他不仅是一位怀揣治国抱负的学者，更是一个在严酷政治生态中求生存、谋上位的投机者。
评价李光地，应当看到他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清廷高压的统治环境下，士大夫的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生存与道德的博弈往往以道德的妥协为代价。他之所以能获得康熙皇帝始终如一的信任，不仅在于他的才干，更在于他那种深谙帝王心思的顺从与周全。这种顺从让他能够推行政治理想，却也让他丧失了传统文人所坚守的独立人格。
综而观之，李光地是一个立体的多面体。在宏观的历史维度下，他利在当代、功在社稷，是开创康雍乾盛世的重要功臣，其政治洞见与治国方略足以令其名留青史。但在微观的道德尺度下，他的自私与背叛又显露出人性的幽暗。评价李光地，无需将其神化为完人，亦不必将其妖魔化为奸臣。他是一个在权欲与良知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理学官僚。他的人生轨迹恰恰证明，伟大的功绩与破碎的人格，往往可以共存于同一个灵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