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明初波谲云诡的历史长河中，高启无疑是一颗璀璨而又带有悲剧色彩的孤星。他以清丽脱俗、博采众长的诗风，被后世推崇为“明初诗人之冠”，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为“吴中四杰”。这位自号“青丘子”的文人，生于苏州张家港的一个富庶之家，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在那个朝代更迭、战火纷飞的年代，高启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寄情山水，研习百家，其诗作既有大唐的雄浑气象，又不失大宋的理趣婉约，这种承前启后的艺术造诣，使其在文坛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随着大明江山的奠定，高启的才华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洪武初年，他受征召入朝，参与编纂《元史》。在翰林院任职期间，高启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深得同僚敬重。这位胸怀高洁的隐士对官场的尔虞我诈并无眷恋。当朱元璋欲擢升他为户部右侍郎时，他以年少不习理财为由婉言谢绝，并在不久后辞官还乡。高启的这种淡泊名利，在多疑的君主眼中，却被解读为一种对新政权的不合作，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高启的悲剧命运最终爆发于洪武七年，其导火索是一桩震动朝野的“魏观案”。当时，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王府废墟上重建府衙，这在朱元璋看来是某种政治隐喻的挑衅。高启作为魏观的好友，受托撰写了一篇名为《郡治上梁文》的礼仪性文字。文中“龙盘虎踞”等赞美词句，触动了朱元璋极其敏感的神经。这位开国皇帝认为，这些词藻是在歌颂昔日的割据势力，甚至暗示苏州仍有帝王之气，是对皇权的蔑视与诅咒。
于是，这位年仅三十九岁的才子被押赴南京，面临最残酷的极刑——腰斩。传闻行刑之时，高启被拦腰斩断，却未立即气绝，他以手蘸血，在刑场连书三个“惨”字，其状悲戚动人。朱元璋亲自监斩，试图通过这种毁灭肉体的方式，威慑江南那些恃才傲物、不愿归顺的文人群体。高启的死，不仅是一个天才诗人生命的终结，更是早期明廷对文人阶层采取高压政策的极端缩影。
高启的一生虽如流星般短暂，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所提倡的诗学主张，力求摆脱元代末年的纤巧颓废，追求清新自然与慷慨悲歌的统一。他的《青丘高季迪集》至今仍是研究明初文学的重要宝库。人们哀悼他的不幸，不仅是因为他横溢的才华在盛年夭折，更是因为他以一种近乎献祭的方式，宣告了文人风骨与绝对皇权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高启虽死，但他那清隽的诗魂与青丘的烟雨一同，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