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中西文明之激荡如惊涛拍岸，严复便是在这一时代巨变中挺立潮头的思想先驱。他出生于福建侯官的一个中医世家，早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继而远渡重洋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这段跨越山海的求学经历，不仅让他掌握了坚船利炮的奥秘，更让他敏锐地洞察到西方强盛的根源并不止于技艺，而在于其背后的逻辑、法治与学术思想。
归国后的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期间，面对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毅然投身于译书立说。他不仅是引介西方思想的译者，更是重塑民族灵魂的启蒙者。他翻译的《天演论》横空出世，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引入中国，犹如平地惊雷，震醒了沉溺于古老迷梦的士大夫阶层，使中国人在落后的焦虑中开始审视民族生存的紧迫性。
严复的卓越贡献不仅限于达尔文主义的引介，他更有系统地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将近现代西方的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体系悉数呈现给国人。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准则，至今仍是翻译界的高山仰止。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文字的转换，更是思想的重构。他试图通过这些著作，为贫弱的晚清寻找一条通往自由、民主与富强的理性之路。
严复的一生伴随着深刻的矛盾与孤独。作为旧制度的叛逆者与新思想的播种者，他在晚年陷入了文化身份的痛苦抉择。辛亥革命后，眼见社会动荡与传统的断裂，他开始重拾儒家经典，试图在传统道德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这种晚年的守旧倾向，往往被后世视为一种历史的退缩，但实际上更是一位博学深思者在文明冲突后的深沉反思。
严复的晚年深受肺疾困扰。长年累月的哮喘折磨着他的躯体，加之他为缓解病痛而长期依赖鸦片，身体机能逐渐走向衰竭。一九二一年初，他避开北方喧嚣的政局，回到故乡福州郎官巷的故居养病。在那个深秋，这位曾经叱咤思想界的巨匠已是形销骨立，却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兴亡。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严复在福州病逝，终年六十七岁。据其后人回忆，他在临终前曾留下“审定是非，笃行信义”的家训，这八个字既是他学术生涯的缩影，也是他对后世中国人的最后期许。他的一生，跨越了晚清与民国，连接了东方与西方，虽在疾病与矛盾中孤独离去，但他播下的启蒙火种，却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持续照亮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长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