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字菊人，号弢斋，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横跨晚清与民国两代的政坛名宿，他不仅是前清的翰林、内阁协理大臣，更在民国乱世中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他的一生，既有文人儒雅淡泊的一面，又在权力漩涡中长袖善舞，被后世誉为“文治总统”。
徐世昌的崛起离不开与袁世凯的深厚交谊。自小站练兵时期起，他便是袁世凯最为倚重的幕僚，两人订下金兰之好，在官场上相濡以沫。在清末民初的风云变幻中，徐世昌凭借过人的机敏与深厚的文学素养，在多个利益派系间游刃有余。一九一八年，在段祺瑞安福系的支持下，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在位期间，他极力提倡南北议和，试图以文人的宽厚化解军阀之间的兵燹之苦。尽管受制于武夫当权的现实，他并未能真正实现海内一统，但他对教育、文化的重视，以及在巴黎和会、收回主权等外交事务上的强硬态度，依然为那个动荡的时代涂抹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一九二二年，随着直系军阀势力的崛起，徐世昌在派系斗争中被迫下野，旋即隐居天津租界。这段长达十七年的寓公生活，是他晚年最为宁静也最彰显风骨的时期。他在天津修志、作画、研习书法，编纂了《晚晴簃诗汇》等文化巨著，其书法格调高雅，声名远播。在天津隐居期间，他深居简出，与故旧及名流往来，保持着某种超然物外的政治姿态，自号“水竹邨人”。
徐世昌晚年的平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打破。一九三七年华北沦陷，日本特务机关和亲日政府多次派人登门，威逼利诱，希望这位民国元老出山主持伪政权。面对日寇的压力，徐世昌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民族大义。他以年迈体弱、双耳失聪为由多次婉拒，甚至闭门谢客，坚决不与伪政权产生任何瓜葛。这种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坚贞，使他在社会各界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一九三九年，徐世昌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由于长期患有膀胱结石，引起了严重的尿毒症。在那个医疗条件相对有限的年代，年过八旬的徐世昌终因病重不治，于六月五日在天津寓所病逝，享年八十五岁。他的离去，标志着北洋政府时期最后一抹文治余晖的消散。当时的国民政府念及其在抗战初期的民族节操，特发褒扬令，称赞其晚节弥坚。徐世昌的死，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他用最后的人生时光，在权术与气节之间画下了一个圆满而刚直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