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三百余年的兵燹与治世中，战马始终是这个文治鼎盛之朝最为沉重的战略软肋。自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处，中原王朝便永远失去了天然的北方牧场。此后，西夏的崛起又切断了通往河西走廊的良马通路。地理屏障的缺失与产马地的陷落，迫使宋朝在军事构建上陷入了一种近乎惨烈的财政循环：试图以庞大的物质财富，去填补地缘政治留下的战略鸿沟。
宋朝对战马的渴求，直观地体现在其惊人的岁入支出上。在“市马”制度下，朝廷每年需拨出巨额名茶、布帛与银两，从边境榷场或西南夷手中换取马匹。即便如此，所得之马往往体格矮小、耐力有限，难以与北方游骑相抗。为了维持一支规模尚可的骑兵，朝廷每年的战马购置与养护费用，常占据军费开支的巨大部分。据记载，养一匹战马的开销，足可供养数名甚至十名精锐步卒。这种极高的“性价比”失衡，让每一次骑兵出征都承载着国库难以承受之重。马匹不仅是兵器，更是昂贵的消耗品，每一场冲锋的背后，都是国家财政血脉的剧烈搏动。
更为困顿的是，马政的崩坏与自然条件的制约，让宋军即便有金帛也难求良骥。北人善马，马于野牧；南人束马，马于厩养。中原及江淮一带气候潮湿、土壤盐碱，并不适宜战马繁育。宋室虽设鸿胪寺、太仆寺经营马政，推行“保甲养马法”，试图藏马于民，却往往演变为地方官吏盘剥百姓的利器。民众因无力承担战马病死的赔偿而倾家荡产，最终导致“马政所经，农田荒废”。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性痼疾，使得宋军战马的数量与质量在和平时期尚可维持门面，一旦遭遇连年战火，便迅速枯竭，难以补充。
在战术层面上，战马的极度稀缺直接锁死了宋军的胜机。因为马匹珍贵，宋军将领在排兵布阵时往往畏首畏尾，不敢轻易进行远距离奔袭或大规模骑兵合围。相比之下，辽、金、西夏乃至后来的蒙古，皆具备极高的战略机动性，能够在中原平原上“往来如风”。宋军则被迫走向了重甲步兵与坚城防御的极端。即便在局部的遭遇战中能凭借坚韧的步兵阵列击退敌军，也因缺乏骑兵追击，无法扩大战果，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手整军再来。
这种军事结构上的断点，注定了宋朝在战略博弈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一支没有强大骑兵支撑的军队，如同失去了羽翼的雄鹰，纵有万千甲兵，也难逃机动权缺失的泥潭。两宋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部关于战马与财政的挣扎史。当一个王朝需要以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去维系基本的机动力时，那些在草原上疾驰的马蹄声，便成了这个华彩时代挥之不去的丧钟。这种由地理困局引发的军事贫血，最终化作了文明进程中一声沉重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