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争霸的宏大史诗中，项羽与范增的恩怨纠葛，始终是后世感悟兴亡更替的重要注脚。项羽之所以未能重用范增，其根源在于两人在权力逻辑与性格底色上的根本错位。作为一位拥有“力拔山兮气气盖世”之能的军事统帅，项羽的英雄主义带有极强的排他性与自负感，他将战场的胜利归结为个人勇武的极致体现，而非智谋权策的精准排布。这种极致的傲慢，使其在潜意识里将范增的告诫视为一种对他神威的冒犯与约束。尤其是当范增被尊为“亚父”，这种带有长辈威权色彩的政治身份，在权力结构的实际运作中，往往成为项羽试图摆脱的心理枷锁。
性格中的猜忌与敏感，更是项羽疏远智者的催化剂。陈平所施的离间计之所以能轻易奏效，并非由于计谋本身的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精准契合了项羽内心对“分权”的恐惧。在项羽的认知世界里，范增的过分睿智与其在军中的崇高威望，逐渐构成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当忠诚被质疑，再完美的战略规划也成了别有用心的算计。最终，范增在鸿门宴上的愤怒离席与项羽的优柔寡断，宣告了这对君臣在政治理想上的彻底断裂。
论及张良与范增的优劣，两者虽同为顶级谋士，但其格局与维度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宿命。范增之谋，重在术与势，他能洞察刘邦的野心，却无法改变项羽的孤傲，其战略输出往往受限于主君的人格缺陷，呈现出一种悲剧式的补漏特征。而张良之胜，胜在对人性的深刻洞见与对大势的从容运筹。张良不仅是刘邦意志的延展，更是整个大汉联合阵线的黏合剂。他能够跳出局部的胜负，从封官许愿到调度各方诸侯，在更高维度的政治博弈中通过资源重组来实现最终的胜利。
范增在遗憾中疽发身亡，而张良在功成后归隐山林，这种结局的迥异，折射出的是战术家与战略家的分水岭。范增是在旧秩序的废墟上修补裂痕，试图以刚猛智计护佑一个不可教化的君王；张良则是新时代的秩序构建者，他深谙进退之机，将政治智慧转化为一种如水般的渗透力。项羽对范增的轻慢，本质上是旧式贵族英雄主义在系统性政治智慧面前的全面溃败。当项羽推开范增的那一刻，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智囊，更是整片江山的最后胜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