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对皇三子朱常洵的溺爱，曾引发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朱常洵受封福王，就藩洛阳，开启了其极尽奢靡的一生。在他的家室中，王妃姚氏为其正妻，其长子朱由崧在后来的乱世中承袭爵位，并于南明政权中登基为帝，即弘光皇帝。他还有朱由榘、朱由桦等子嗣。福王在洛阳期间，凭借神宗的厚赐与自身的贪敛，积攒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却也因不恤民力而在民间留下了贪鄙平庸的名声。
面对这位声名狼藉的皇叔，崇祯皇帝并未采取任何处置措施，其根源在于晚明礼制的束缚与宗法制的维系。即便朱常洵在封地只知搜刮、不问民生，但在崇祯眼中，他是先皇最宠爱的儿子，是皇室宗亲中的长辈。在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下，维系宗室的体面便是维系政权的合法性。只要福王没有谋反之举，崇祯即便对其平庸有所不满，也必须给予应有的尊崇，以彰显自身的孝悌与仁治。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克洛阳，福王的人生迎来了惨烈的终局。民间广为流传着朱常洵被起义军烹杀，并与鹿肉同食制成“福禄宴”的骇人传闻。这种说法虽极具戏剧张力，反映了底层民众对腐朽权贵的极端愤怒，但后世史学界对此多有考证与质疑。据部分史料记载，朱常洵确实被杀，但尸身并未被完全分食，而是由残存的部属与僧人收殓。真相往往被掩埋在时代的积怨中，那一锅虚构或真实的“福禄宴”，早已成为明末王权崩塌与阶级对立的历史符号。朱常洵的一生，始于至高无上的宠溺，终于乱世尘埃的悲剧，深刻折射出大明帝国在落日余晖下的无奈与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