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末风云诡谲的政治版图中，范增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名字。作为项羽阵营的核心谋士，他被尊称为“亚父”，其战略眼光与智谋在楚汉争霸初期无疑是顶尖的。评价范增是否为一名优秀的谋士，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而应审视他在历史转折关头所展现的预判力与全局观。范增之长在于洞察幽微，他敏锐地察觉到刘邦潜藏的帝王之志，在鸿门宴上力主铲除后患，这种超越当下的政治自觉，证明了他具备卓越的战略远见。
范增的职业生涯亦存在显著的局限性。一名顶尖谋士不仅需要“谋事”，更需要“谋人”。范增性格刚戾，立论往往过于激进，缺乏如张良般润物无声的沟通艺术。在与项羽这种性格乖张、自负神勇的统帅相处时，范增的直言进谏往往演变为一种道德上的施压与长辈式的责备。他在鸿门宴上离席后的那句“竖子不足与谋”，固然是愤懑之言，却也暴露出他在处理君臣关系时缺乏必要的政治圆融。这种刚性有余而柔韧不足的性格，使得他的计谋即便正确，也难以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中被彻底执行。
项羽对范增的态度，则经历了从敬重依赖到猜忌疏离的悲剧性演变。初期，项羽对范增确实有着近乎亲人的信任。在巨鹿之战等决定性时刻，范增的定策是项羽得以横行天下的底气所在。项羽尊其为“亚父”，这不仅是职位的肯定，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对于出身贵族、内心孤傲的项羽而言，范增是他通往霸业之路上唯一的精神导师。此时的项羽，愿意在战术层面听取范增的建议，维持着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
这种关系的裂痕始于双方性格底色的冲突。项羽崇尚武力，迷信绝对的力量，而范增则更看重权谋与斩草除根的政治逻辑。随着刘邦势力的壮大，项羽的傲慢与范增的焦虑形成了尖锐对比。这种心理缝隙为陈平的间离计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当项羽开始怀疑范增与汉军暗通款曲时，他那敏感而脆弱的自尊心迅速战胜了往昔的恩情。他削夺范增的权力，表现出一种近乎冷酷的刻薄，这种态度的转变本质上是项羽权力欲的膨胀与对“长辈式约束”的反抗。
范增最终抱憾而终，他的离去标志着西楚阵营战略中枢的坍塌。项羽对范增的弃用，表面上是中了一招简单的离间计，实则是项羽性格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范增作为谋士，具备了指点江山的才华，却未能建立起一套稳固的君臣互动机制。项羽对范增的态度，从起初的言听计从到末路的绝情寡义，折射出草莽英雄在面对复杂政治斗争时的幼稚与局限。范增之死，不仅是一个老者的悲剧，更是西楚霸业走向覆灭的丧钟。这段君臣关系的破裂，不仅是战术上的损失，更是人格与格局博弈后的必然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