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政坛的波谲云诡中，徐用仪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名字。这位浙江海盐籍的重臣，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官至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的一生，既是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写照，也深深刻下了那个大变局时代悲剧性的烙印。
徐用仪为人沉稳、老成持重，深谙外交事务。在总理衙门任职期间，他不仅表现出对国际局势的清醒认识，更在纷繁复杂的涉外纠纷中，竭力维护国家的尊严与利益。正是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清醒，让他在这场即将席卷京华的狂飙中，走向了无法挽回的宿命。
庚子之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朝廷内部关于“剿”与“抚”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以载漪为首的顽固派试图借义和团之手排外，而徐用仪与许景澄、袁昶等人则坚决反对这种引火自焚的策略。在朝堂之上，面对狂热的民粹情绪与摇摆不定的决策者，徐用仪据理力争，认为“民气可用，外衅不可开”，指出以血肉之躯对抗坚船利炮不仅无济于事，更会招致亡国灭种之灾。
这种基于理性的忠言，在彼时被非理性的排外热潮视为“媚外”与“动摇军心”。随着战事的吃紧与宫廷政治的恶化，慈禧太后最终听信谗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徐用仪在兵部尚书任上被捕。在那个血色黄昏，他与立山、联元一同被押赴菜市口。临刑前，徐用仪神色从容，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唯有对国事崩坏的深沉忧虑。随着刀锋落下，这位清流老臣走完了他忠于朝廷、终于清醒的一生。
徐用仪的死，是庚子国变中最令人扼腕的悲剧之一。他与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并称为“庚子五忠”，其名誉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得到昭雪，清廷追谥“忠肃”。历史对徐用仪的评价，不应仅停留于一个“殉国者”的形象，而应看到他在极端环境下所坚守的政治操守与知识分子良知。
从宏观视角审视，徐用仪并非盲目排外的顽固派，也不是毫无原则的求和派。他代表了晚清官僚体系中那些试图在传统秩序与现代秩序之间寻求平衡的清醒力量。他的悲剧，本质上是理性在疯狂时代的覆灭。他深知国际公法的重要性，明白外交辞令背后的实力对比，这种跨越时代的远见，在当时却成了招致杀身之祸的罪状。
徐用仪的生平与结局，折射出晚清末期决策机制的混乱与精英阶层的分裂。他以鲜血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当一个政权拒绝听取理性的谏言，转而诉诸盲目的狂热时，其崩塌便已不可逆转。在西风残照的京城废墟上，徐用仪的背影，既是那个旧帝国最后的尊严，也是一个时代沉痛的告诫。他用生命的终结，完成了对职责的最后坚守，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关于责任、勇气与理性的沉重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