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坛的波诡云谲，不仅锻造了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刚毅灵魂，也为其身后留下了无数真伪难辨的轶事。在诸多流言中，所谓“王安石与儿媳有染”的传闻，流传甚广，甚至演变为“扒灰”一词的民间注脚。若拨开历史的迷雾，审视这位“拗相公”的生平，便会发现此类说辞大多源于政敌的构陷与后世笔记小说的附会。王安石为人节俭刻苦，甚至到了不修边幅、不近人情的地步。在党争炽热的时代，这种道德上的抹黑，往往是削弱改革者权威最廉价也最有效的手段。史料记载中的王安石，生活极尽素朴，其志在经国济世，断无可能流连于此等荒唐的伦理纠葛中。
撇开那些刻意编织的绯闻，王安石的笔墨才情才是历史留给后人最真实的印记。他的诗词风格峭拔峻洁，洗净了晚唐以来的绮靡之风，被后世称为“荆公体”。这种文风既有北臣的刚健，又不失文人的雅致。在《梅花》中，他以“凌寒独自开”寄托孤高自许的品格，那不畏霜雪的冷香，正是他在变法之路上孤身前行的精神写照。而《泊船瓜洲》里的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不仅体现了其对炼字的极致追求，更在时空的流转中，勾勒出一种宁静而深邃的乡愁。
王安石的词作虽不多，却境界开阔，不拘泥于儿女情长。他在《桂枝香·金陵怀古》中，登高远眺，感叹六朝兴废，笔力苍劲，气象雄浑，彻底摆脱了花间词派的局限。这种议论入诗、以才学为词的特征，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理性的光辉与磅礴的气势。无论是咏史抒怀的沉郁，还是写景寄情的灵动，其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
纵观其一生，王安石既是那位试图力挽狂澜的政治孤勇者，也是一位在文字中寻求天地正气的纯粹文人。流言蜚语虽能蒙蔽一时，却无法掩盖其人格与文学的双重高度。那些跳脱出世俗低级趣味的篇章，至今读来仍觉正气凛然。他用孤傲的笔触，在北宋的历史长卷上，镌刻下了一个时代不屈的脊梁，而那些无稽的谈资，终究在时间的长河中化为过眼云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