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的海烟云谲，汪直的生死不仅是一个海商首领的个人命运，更是明廷面对海洋秩序挑战时的激进抉择。明朝政府之所以必杀汪直，根源在于其严苛的“海禁”国策与封建皇权的绝对权威。在朝廷眼中，汪直虽自号“五峰船主”，实则是武装走私集团的巨擘，他不仅勾连倭寇、裂土封王，更挑战了以陆权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即便胡宗宪试图通过“招抚”来平定东南倭患，但在京都权力中枢看来，任何未经许可的海外贸易与海上势力的壮大，都是对中央集权不可容忍的僭越。
杀汪直是对是错，历史的评判往往呈现出多重维度的断裂。从当时的大一统法度出发，处死违禁下海、称霸一方的叛逆者，是维护纲常、震慑不臣的必要手段。若从全球航海时代开启的宏大视野审视，这一决策无疑是战略性的短视。汪直在海上建立的贸易秩序，客观上具有规范海上暴力、充当官方与民间商贸中介的作用。他曾提出“开海禁，采互市”的政治诉求，实际上是试图将中国纳入初露端倪的全球贸易体系。杀掉汪直，非但没有彻底肃清倭乱，反而导致海上势力因失去统一指挥而陷入长期的无序状态，流散的武装化为更多细碎而疯狂的劫掠者。
这场处决不仅是一个枭雄的谢幕，更是明王朝向海洋大门落下的沉重铁栓。杀汪直虽在短期内彰显了律法的威严，却永久性地放逐了中国通往海洋强国的机遇。这一举措切断了中国东南沿海走向自发贸易文明的可能性，使得大明帝国在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滚滚浪潮时，选择了背过身去，将广阔的蔚蓝疆域拱手让予后起的西方殖民势力，留下的只有海防线上连绵不绝的烽火与后世扼腕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