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乱世，风云诡谲，在这场逐鹿中原的宏大博弈中，范增无疑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谋臣。他以七十岁高龄出山，抱经纬之才，投身于反秦大业。提及范增，必然绕不开他与项羽之间那种既深厚又微妙的关系，以及他在楚汉对峙中始终如一的政治抉择。这种抉择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他的政治理想、人格特质以及对当时局势的深刻洞察之中。
范增与项羽的关系，被“亚父”二字精准定义。这不仅是一个尊称，更象征着一种跨越血缘的政治契约与情感寄托。项梁战死后，范增成为项羽唯一的智力依靠与长辈导师。在项羽眼中，这位老者是楚国复兴的蓝图设计者；而在范增心中，英气勃发的项羽则是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最佳载体。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战略上的共生：项羽提供横扫千军的武力，范增则赋予这股武力以政治方向。这种关系也蕴含着裂痕。范增的谋略往往基于绝对的理性与冷酷的现实，而项羽的性格则充满了贵族式的傲慢与意气。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在鸿门宴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为两人最后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至于范增为何终其一生未曾动过投奔刘邦的念头，首先源于他骨子里的政治归属感。范增出山之初，便是以恢复楚国宗社为旗帜，他在项氏麾下看到的不仅是强大的军力，更是楚人一脉相承的血统与复仇的意志。对于范增这种深受传统士大夫观念影响的人而言，忠诚是一种人格的底色。刘邦虽也是楚人，但在起兵之初，其名望、根基与正统性远逊于项氏一族。在范增的视野里，刘邦起初不过是一个志向难测的草莽英雄，与项羽这种拥有显赫将门背景的贵族后裔相比，自然难以进入他的择主范畴。
更为深层的理由在于，范增对刘邦有着近乎直觉般的警惕与敌意。他早早便看出刘邦并非甘于人下之辈，其“贪于财货”到“财物无所取”的转变，在范增眼中是极大的野心表征。这种洞察力让他认定刘邦是项羽夺取天下最致命的对手。既然已经将其定位为“大患”，以范增的孤傲与决绝，绝无可能在迟暮之年背弃初衷，转而投效一个他认为必将颠覆楚国根基的对手。对他而言，留在项羽身边，不仅是为了胜负，更是为了捍卫他亲自参与构建的楚地秩序。
范增的悲剧在于，他拥有看穿未来的眼光，却无法左右执行者的意志。当陈平施展反间计，项羽对这位“亚父”产生猜忌时，范增内心的幻灭感达到了顶点。他选择告老还乡，并非是向刘邦示好，而是一种心灰意冷后的自我放逐。这位满腹经纶的老者，最终带着未能除掉刘邦的终生遗憾，病逝于归乡的途中。他的坚守与离去，共同勾勒出一个旧时代策士的最后风骨：择一主而终老，即便那个人并不完美，即便结局注定是满盘皆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