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惊雷在武昌城头炸响，宣告了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变中，蒋翊武作为武昌起义的实际组织者与总指挥，其历史功勋犹如破晓的星火，点燃了中华民族共和的曙光。
蒋翊武的革命生涯，始终与湖北新军的觉醒紧密相连。他所领导的文学社，并非空谈理想的文人社团，而是扎根于基层士兵、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革命核心。在波谲云诡的起义前夕，蒋翊武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与宽广的胸襟，他极力促成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打破了革命组织间的门户之见，实现了湖北革命力量的大团结。作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他主持制定了详尽的起义计划与军事部署，将分散的火种汇聚成燎原之势。即便在起义计划不幸泄露、指挥部遭到破坏的极端险境下，他前期建立的组织体系依然发挥了关键作用，使武昌首义在群龙无首的混乱中依然能够顺应历史的惯性爆发并取得成功。
这种舍生取义的革命气节，在蒋翊武被捕就义前夕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1913年，他在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二次革命”中不幸于广西被俘。在桂林的刑场上，蒋翊武神色从容，挥毫写下震撼世人的绝命诗：“当年以此冒奇勋，今日以此报国恩。一点丹心天可鉴，九州碧血地长存。”这寥寥二十字，字字泣血，既是对武昌首义辉煌往事的淡然回首，也是对民主共和理想矢志不渝的终极告白。他将一腔碧血洒向大地，以生命践行了实干报国的诺言，其诗作中所蕴含的浩然正气，成为了后世景仰的精神图腾。
评价蒋翊武，应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考察。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和军事谋略家，更是辛亥志士中少数兼具书生志节与革命肝胆的灵魂人物。他是武昌起义的“隐形脊梁”，其功绩不在于那一夜的枪声，而在于枪声响起前漫长而艰辛的组织与动员。尽管他在共和国建立后的乱局中英年早逝，但其纯粹的政治追求与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为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注入了最尊严的注脚。孙中山先生曾哀恸地称其为“开国元勋”，这一评价确切地概括了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不可磨灭的贡献。蒋翊武以其英烈的一生，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