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史上,名臣毕沅的名字往往与“机缘”二字紧密相连,被后世戏称为“最幸运的状元”。这种说法并非否定其才华,而是感叹他在命运转折点上所遭遇的那场充满戏剧性的巧合。乾隆二十五年的这场殿试,不仅改变了毕沅个人的仕途轨迹,也为清代官场留下了一段关于勤勉与机遇的佳话。
彼时的毕沅正于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虽已入仕,却仍怀揣着通过殿试问鼎甲科的抱负。殿试前夜,同僚诸君皆在为翌日的终极博弈闭门蓄力,唯独毕沅因值班之责,不得不独守内廷,处理繁杂的文书。与其同在军机处任职的诸位才子,如诸重光、童凤展等,皆是当时夺魁的热门人选。他们见毕沅仍需值守,便宽慰他安心办差,自己则早早回去研读策论。
就在那个静谧的夜晚,一份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经由毕沅之手。当时清廷正值平定准噶尔、回部之后,对西域的经营方略是朝廷关注的重中之重。毕沅在处理文书时,不仅履行了职责,更凭借职业敏感,对奏折中涉及的地理边防、开垦屯种等细节进行了深入揣摩与记忆。他或许未曾预料,这份看似平常的公务处理,竟成了他通往状元及第的敲门砖。
次日殿试,乾隆皇帝亲发策问,题目恰恰涉及对西北边疆的治理与屯田之策。对于大多数寒窗苦读、只知圣贤经传的学子而言,此题涉及具体的边务实操,难免有些陌生与棘手。而对于一夜未眠、刚刚研读过第一手政务档案的毕沅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机。他笔下生风,将昨夜所见的朝廷谋划、前线实情与自己的真知灼见融合交织,写就了一篇言之有物、切中时弊的宏伟策论。
阅卷之初,毕沅的位次并非第一,其书法虽端庄却不及诸重光那般灵动秀美。当乾隆皇帝御览策论时,被毕沅文中展现出的政治远见与对边政的熟稔程度深深打动。皇帝认为,选拔人才应以治国理政的实学为先,而非仅仅看重馆阁体的精妙。于是,乾隆御笔亲点,将毕沅由二甲拔擢为一甲第一名。
此后的毕沅,并未止步于这场幸运的开端。他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历任山东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不仅在政绩上颇有建树,更在学术领域留下了《续资治通鉴》等煌煌巨著。虽然“最幸运的状元”这一标签流传甚广,但深入审视其生平不难发现,那场偶然的机遇其实植根于他勤于职守的必然之中。若无那一夜的敬业值守,若无对政务文书的留心钻研,即便机会扣响房门,也终将失之交臂。毕沅的故事,由此成为了一种象征:在那场旷世的科考竞争中,运气或许是破格的阶梯,而终身受用的根基,终究是那份不曾懈怠的实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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