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波谲云诡的政治版图中，文祥是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存在。作为满洲正红旗人，他不仅是恭亲王奕訢最倚重的左膀右臂，更是洋务运动在朝廷中枢的实际推动者与守护者。自咸丰年间步入权力核心以来，文祥历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要职。在那个内忧外患交织、旧梦与新思激烈碰撞的时代，他以满臣的身分，展现出了远超同僚的开明视野与务实精神，成为沟通清廷皇室与汉族封疆大吏之间的重要桥梁。
文祥的政治生涯几乎与洋务运动的兴衰相始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中，他痛定思痛，意识到国家若要生存，必须摒弃盲目自大的排外心理，转而学习西方的军事与技术。他参与创办了总理衙门，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的蹒跚起步。在后续的岁月里，无论是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筹建江南制造总局，还是推动派遣留美幼童，文祥始终在朝中奔走呼号，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为那些处于风口浪尖的改革举措遮风挡雨。他的稳重与干练，使得清廷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少了几分激进的躁动，多了几分务实的考量。
长年的操劳与沉重的心理压力，终究侵蚀了这位老臣的健康。文祥的死，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殉职”。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清廷面临着塞防与海防的激烈争论，同时还要应对边疆危机与内部改革的重重阻力。身为总理衙门的核心，文祥终日埋首于外交文书与繁杂政务之中，常常带病办公，甚至在病榻前依然审阅奏折。光绪二年（1876年），这位为大清帝国呕心沥血的重臣终因积劳成疾，在北京病逝。他的离去，令朝野上下深感痛惜，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皆感失一肱股，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忠”。
评价文祥其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那个摇摇欲坠的时代。在当时的政坛上，文祥被公认为“清正、廉洁且具远见”的典范。不同于某些贪图权位或墨守成规的满洲亲贵，文祥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李鸿章曾赞誉他为“庚申以后，朝中唯一明白洋务之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有忠君爱国的传统节操，又能跳出狭隘的民族偏见，支持汉臣推行新政。他就像是一台精密而耐劳的机器零件，维持着清政府中枢机构与洋务派地方势力之间的脆弱平衡。
尽管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文祥所参与的洋务运动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清王朝覆灭的命运，但他作为一名满洲改革者，在极度保守的环境中撕开了一道面向世界的裂缝。他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试图在腐朽的旧体制上嫁接新科技的枝芽。文祥的一生，映射出晚清士大夫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那种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艰难努力。他以一种近乎孤臣孽子的姿态，为那个落日的帝国燃尽了最后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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