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耆英，字慎衷，是晚清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且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作为满洲正蓝旗的宗室成员，他不仅拥有高贵的血统，更在道光、咸丰两朝历任要职，曾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是当时大清帝国核心权力层中举足轻重的外交操盘手。在那个古老帝国被迫开启国门的动荡时代，耆英的名字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紧密相连，使他成为了近代史研究中无法绕开的复杂侧影。
鸦片战争的硝烟将耆英推向了历史的前台。1842年，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他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在静海寺与英方展开交涉，并最终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他又主持签署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非《望厦条约》。在耆英的认知世界里，这些条约是某种程度上的“缓兵之计”，他试图通过中国传统的“羁縻”策略，即利用私人情谊、小恩小惠以及圆滑的辞令来笼络洋人，以此维系脆弱的和平。在一段时期内，他这种在列强与朝廷之间腾挪躲闪的手腕深受道光皇帝的赏识，使他一度成为清廷处理洋务的不二人选。
这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传统权术的外交逻辑，在近代国际法与殖民扩张的现实面前注定难以为继。咸丰皇帝登基后，清廷对外交策略转趋强硬，耆英因长期奉行妥协路线而遭到贬黜，一度赋闲。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咸丰皇帝迫于无奈，再度起用已年近七旬、被认为“通晓夷情”的耆英，命其前往天津主持交涉。
这场晚年的复出成为了耆英人生的终结序曲。在谈判桌上，英国代表并非如他预想般顾念旧情，而是当众出示了一份十多年前英军在广州缴获的密折。这份耆英当年呈给道光皇帝的奏稿中，充斥着对西方人的轻蔑之词，揭露了他当年如何用狡诈手段欺瞒洋人的底牌。信誉的瞬间崩塌让耆英在谈判场上狼狈不堪，英方代表拒绝与他对话，甚至将其逐出营帐。与此他在未经朝廷圣旨允准的情况下，因深感无力挽回局面而擅自撤离天津返回北京。
这一行为被视作临阵脱逃和欺君罔上，触怒了本就对其心怀不满的咸丰皇帝。耆英一入京即被逮捕，送交刑部审讯。面对朝臣的弹劾与皇帝的雷霆之怒，这位昔日的钦差大臣再无回天之力。1858年盛夏，咸丰皇帝下旨，以“丧师辱国、废驰营务”等罪名，赐耆英在狱中自尽。他在走投无路中接受了白绫，以一种极为凄凉且屈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波澜万丈的一生。耆英的死，不仅是一个清朝宗室重臣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统治阶层在面对世界变局时，因守旧、傲慢与无知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