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嘉盛世的文坛气象中，袁枚无疑是一个异数。当时代的士大夫们深陷于考据学的故纸堆，或沉溺于模拟盛唐的拟古遗风时，这位辞官归隐的随园主人，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推倒了笼罩在文学之上的重重枷锁，确立了以“性灵”为核心的审美坐标。评价袁枚，不能仅将其视为一名诗人，更应视其为一位生活艺术的践行者，他在文字与生活之间构筑了一个属于自我的精神坐标系。
袁枚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于“性灵说”。他主张诗歌应当是真性情的流露，反对一切刻意的人为雕琢与空洞的政治说教。在袁枚看来，诗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辞藻是否华丽，也不在于其格律是否严丝合缝，而在于是否具备一种“活泼泼”的气韵。他那种直抒胸臆、不事雕琢的风格，为日益僵化的晚清文坛注入了清新的活力。这种文学自觉，本质上是对生命个体尊严的肯定，是他对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平庸与虚伪的一次有力反拨。
这种“性灵”不仅仅体现在文学主张上，更外化为一种通透的生活哲学。袁枚三十三岁便挂冠而去，于南京小仓山下营造随园。他这种“不作官、只作诗”的选择，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一种积极的审美构建。随园不设围墙，任人游览，这种开放的态度恰如其人的旷达。他教导女弟子，谈吃论道，编纂《随园食单》，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升华为一种雅致的人生艺术。在严肃律己的传统文人眼中，袁枚或许显得过于率性甚至有些“名教罪人”的意味，但正是这种对欲望与审美的坦然接受，使其文字具备了跨越时空的现代感。
品读袁枚的诗词，最直观的感觉是“轻灵”。他善于从极细微的生活场景中挖掘诗意，且能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其名作《苔》便是最佳注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短短二十字，既无宏大叙事，也无奇诡辞藻，却以一种顽强的生命张力震撼人心。 moss（苔）本是卑微的存在，但在袁枚笔下，它拥有与牡丹对等的生命尊严。这种敏锐的观察力与同情心，赋予了平凡事物以崇高的美学价值。
他在《春风》中写道：“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将无形的自然规律比作如约而至的贵宾，语感亲切且富有生机。而在《落花》里，他感叹“愿为蝴蝶飞，不作落花死”，这种对凋零的拒绝与对自由的向往，透露出一种极其真挚的人性色彩。袁枚的诗往往不见斧凿痕迹，仿佛是清泉自石罅中自然流出，不仅清新可口，更蕴含着人生的哲理与温情。
纵观袁枚的一生与创作，他不仅是一个文学流派的领袖，更是一个自由灵魂的标本。他用一生的笔墨向世人证明，真正的文学应当是对心灵的诚实记录，而真正的生活则应是对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在那个推崇庄重与刻板的时代，他以灵动的笔触和洒脱的身姿，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一抹最轻盈却也最难忘的亮色。这种对性灵的坚守，使他在数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通过那些清新自然的文字，与现代人的心灵产生深切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