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交替的历史深邃处，颜元如同一位身披粗褐、荷锄而耕的独行者，以其特有的刚毅与质朴，在理学与心学交织的繁复密林中劈开了一条通往“实学”的路径。作为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的思想内核可以被概括为对“习行”的极端推崇与对“空谈”的决绝摒弃。他目睹了明末士大夫沉溺于玄远之思、在国难临头时却束手无策的窘境，从而对宋明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颜元看来，儒学的真谛不在于静坐穷理，亦不在于诵读经传，而在于“动”，在于六艺之学的亲自实践。他提出的“理在事中”与“习行”主张，试图将士人的注意力从故纸堆中拉回到鲜活的现实世界，这种重实干、轻文字的思想，在当时沉闷的学术空气中无疑是一记振聋发聩的惊雷。
评价颜元之思想，不能脱离其身处的时代局限与这种极端实用主义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他将宋明理学斥为“毁坏人才、误国误民”的祸首，甚至将其与“禅宗”等量齐观，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虽然极具战斗力，却也导致他在学术构建上呈现出某种排他性的偏执。他主张废弃书籍，回归周孔时代的射、御、书、数，这种回归在本质上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且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类文明中知识积累与理性思辨的连续性。尽管如此，颜元那份“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的进取精神，依然在清初的思想荒原上播下了实事求是的种子，为后来晚清救亡图存中的实业救国思想提供了某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资源。
至于颜元为何在名望与影响力上远逊于朱熹，其原因深植于社会制度、学说结构以及传播路径的差异之中。朱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深邃的哲学思辨，更在于他成功地将儒家思想体系化、制度化。朱子学说不仅上承孔孟，更通过精密的诠释，建立起了一套涵盖宇宙秩序到伦理日常的宏大叙事。更关键的是，元明清三代将《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范本，这意味着朱熹的思想已经化作了国家政权的血液与骨架。士子若要登堂入室，必须以此为宗。这种与政治权力的深度绑定，使得朱熹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更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与思维范式。
相比之下，颜元的学说显得过于“粗砺”且不合时宜。在那个以文弱为美、以清谈为高、以科举为唯一晋升阶梯的时代，颜元要求文人们走出书斋、下地劳作、演练兵法，这无异于挑战了整个文官集团的生存方式。他的思想缺乏朱熹那样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支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践指南，这在崇尚微言大义的传统学术环境中难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颜元晚年躬耕于乡野，其门徒虽众，却大多处于社会边缘，缺乏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为其宣扬。
颜元的寂寥，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在转型期对于“实干”与“教化”之间的取舍焦虑。朱熹提供了一套治理天下、规范人心的稳定架构，而颜元则提供了一把在危难时刻打破桎梏的重锤。在承平时期，人们往往倾向于在朱熹的温润理路中寻求秩序；只有当文明遭遇断裂或停滞时，颜元那种对“动”与“实”的呼唤，才会重新在历史的深谷中激荡出回响。他虽然没能像朱熹那样成为万世师表，却以一种更为孤独且决绝的姿态，守护了中华文化中那抹硬朗的、不向虚无妥协的实学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