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从封建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前夜。在这段厚重的历史进程中，伍廷芳以其深厚的法学造诣和卓越的外交手腕，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关键桥梁。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的华人，更是跨越清末与民初两个时代的杰出外交家。其一生履历丰富，从早年负笈英伦，到归国后辅佐李鸿章办理洋务，再到出使美、西、秘等国，他始终以理性的法律思维和坚定的民族立场，在国际舞台上为孱弱的国家争取尊严。
伍廷芳的外交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在出使美国期间，他凭借风趣幽默的谈吐和深刻的法治见解，赢得了美国朝野的尊重，彻底改变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他积极斡旋，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减轻《排华法案》对旅美同胞的压迫，并利用西方媒体阐述中国的立场。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关头，他是极少数能熟练运用国际法准则与列强周旋的官员。即便是在满清皇权的暮色中，他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力主变法修律，将现代法律精神引入中国法律体系。
随着辛亥革命的炮火响起，伍廷芳毅然投身共和。他作为南方民军的代表，在南北议和中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民国建立后，他历任司法总长、代国务卿、外交部长等要职。在那个军阀混战、政令不出都门的年代，伍廷芳始终追随孙中山，坚守民主宪政的理想。他这种对共和体制的执着，不仅源于其早年的西学背景，更源于对民族复兴的深切期望。
这位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沧桑变迁的智者，最终在晚年遭遇了政治上的沉重打击。一九二二年，时任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的伍廷芳，正全力支持孙中山筹划北伐。六月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这一变故对已届八十高龄的伍廷芳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他在政治风暴中临危不惧，仍奔波于前线与后方之间，力图稳定大局，但长期的过度劳累与忧心忡忡，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陈炯明部众的威胁下，伍廷芳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守岗位，处理外交事务并试图营救被困的同僚。当时，孙中山被迫登上永丰舰指挥作战，伍廷芳数次登舰探视，商讨对策。酷热的天气与紧张的情绪交织，终于导致他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急病中倒下。据史料记载，由于悲愤交加且受了风寒，伍廷芳患上了严重的肺炎。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这位近代外交界的常青树在广州溘然长逝。在临终前，他依然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与法治。伍廷芳的逝世，引发了当时政界与外交界的剧烈震动，孙中山悲痛地称其为“民国之柱石”。他虽然带着未能亲眼目睹理想实现的遗憾离去，但他留下的法学思想与外交风范，却如同那座至今屹立的伍廷芳墓一样，成为了近代中国追求文明进步、重返国际舞台的永恒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