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八年，在江苏苏州的一处书香门第中，王韬悄然降生。这位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政论家，自幼便浸润在经史子集之中。科举道路的坎坷并未困住他的眼界，反而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使他成为了那个觉醒时代的先驱者之一。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的十余年间，王韬广泛接触西学，与外籍传教士合作翻译经典，这种跨文化的深度互动，为其后来的变法思想奠定了厚实的认知基础。
咸丰年间的时局动荡，成为王韬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因涉嫌与太平天国往来，他被迫远走香港。这段流亡岁月中，他不仅协助理雅各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更远赴欧洲游历。在伦敦、巴黎等近代文明的中心，王韬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后的强盛与宪政体制的运作。这种身临其境的观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意识到强国之道不仅在于船坚炮利，更在于制度的革新与民智的开启。
重返香港后，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这被公认为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开端。他以犀利的笔锋撰写政论，主张变法自强，提倡君主立宪，其言论在大江南北引起了巨大震动，甚至远播海外。此时的王韬，已不再是一名传统的落第文士，而是一位拥有全球视野的近代知识分子。他那蕴含着变革勇气的文字，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晚清政府的腐朽与没落，同时也点燃了后继变法者心中的希望之火。
晚年的王韬定居上海，重归江南文化的怀抱，主持格致书院，继续致力于培养通晓中西实学的青年人才。尽管他已步入垂暮之年，却依然关注着时政局势的每一次风吹草动。光绪二十三年初夏，这位一生奔波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缝隙中的智者，在上海的寓所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关于王韬的离世，历史记载显得相对平实而肃穆。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7年5月26日，王韬因病在上海城北的寓所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岁。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属于高寿，其死因主要是由于年迈体衰、积劳成疾后的自然衰竭。在他去世前夕，正值维新变法的大潮将起未起之时，他虽未能亲眼见到次年百日维新的宏大场面，但其播下的思想种子早已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
王韬的葬礼规模虽不及朝廷重臣那般显赫，但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深切的哀悼。他的一生，是从旧式文人向近代报人、政论家转变的典型缩影。他以孤独的探索和不懈的呐喊，为后来的戊戌变法乃至更深远的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当他平静地闭上双眼，带走的是一个旧时代的孤影，而留下的则是开启新时代的宏亮回响。这位一生在颠沛流离与笔耕不辍中度过的先行者，最终在上海这个他最早接触世界的地方，归于永恒的静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