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政坛的斑驳光影中，李光地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符号。他身为一代理学名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被康熙帝赞为“谨慎清勤，始终一节”，但在士林同僚眼中，他却又是“卖友求荣”、“虚伪悖德”的典型。李光地一生深陷重重公案，其人品与政绩之间的巨大张力，构成了康熙朝文官政治中一段耐人寻味的篇章。
所谓的“陈李公案”，是李光地政治生涯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三藩之乱时，李光地与同僚陈梦雷曾共商破贼之计，约定由陈在耿精忠内部卧底，李在外部传递情报。在著名的“蜡丸奏折”中，李光地虽立下奇功，却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未能充分说明陈梦雷的功绩，导致陈在平乱后身陷囹圄，险遭处决。此举令士人愤慨，视其为背信弃义之徒。这一事件不仅是个人恩怨，更在后来演变为清代官场“南党”与“北党”博弈的筹码。
及至晚年，李光地又因“夺情案”与“外妇之子来归案”饱受抨击。依照儒家伦理，居丧期间应去官守孝，李光地却以朝廷机务繁忙为由请求“夺情”留任，被攻击者视为贪权恋位、蔑视孝道。随后，他将早年隐瞒的私生子领回宗门，更是在卫道士眼中撕碎了其作为理学泰斗的最后一层温情面纱。在重名节、崇礼法的清初士林，这些私德上的瑕疵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仕途，但李光地却始终圣眷不衰，其背后的政治逻辑远比道德说教更为深邃。
康熙帝之所以对李光地始终宠信有加，首先源于李光地在关键政治节点的清醒与忠诚。在收复台湾的战略决策中，李光地力排众议，举荐同乡施琅，此举显示了他卓越的战略眼光与对大一统事业的贡献。在晚年波谲云诡的九子夺嫡中，李光地亦能精准把握皇帝的心思，在储位废立之间保持了极高的政治定力。对于康熙而言，李光地不仅是一名能干的幕僚，更是一个能够贯彻其治国意志、平衡满汉权力的重要砝码。
更深层的因由在于，李光地是康熙确立理学治国方针的旗手。康熙深知，要实现对中原士心的归服，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占据理学高地。李光地博学多才，在《易经》与性理之学上造诣极深，是清朝理学化的重要推动者。即便李光地在个人私德上有缺憾，康熙也乐于扮演宽容“名臣”的明君角色。通过对李光地的长期维护，皇帝实际上是在向天下官僚传达一个信号：相比于无可指摘的道德洁癖，务实、忠诚且在学术上能为皇权背书的臣僚，才是王朝稳固的基石。
李光地的一生，是理学理想与政治现实博弈的缩影。那些交织着背叛、贪权与私情的公案，固然令他的名声支离破碎，但也恰恰证明了他在权力核心的不可替代性。他在康熙心中的分量，并非源于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而在于他是一个能够妥善处理皇权需求、弥合文化隔阂的政治家。在功过毁誉的迷雾之后，李光地的存在，折射出的是大清帝国从动荡走向盛世过程中，君臣之间复杂而深刻的政治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