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叶那段风云变幻、军阀割据的历史画卷中，徐世昌是一个极具色彩且难以被轻易定义的政治人物。作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他的崛起与落幕，不仅是个人的沉浮，更是晚清余晖与民初乱局交织而成的时代缩影。
徐世昌出身翰林，在清末便已身居高位，凭借着深厚的文学造诣与左右逢源的处世哲学，他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他之所以能于一九一八年登上大总统之位，并非依靠枪杆子里的硬实力，而是得益于他那独特的“北洋元老”身份。当时，袁世凯去世后的北洋系四分五裂，直、皖两派明争暗斗，政局陷入僵持。徐世昌作为袁世凯生前的盟友，既无派系武装之嫌，又具备德高望重的资历，遂成为各方势力博弈后的妥协产物。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下，这位被称为“文治总统”的学者型官员，在甲子之年挑起了调和南北、维持法统的重担。
他在任期间，始终致力于倡导“文治”，力图通过和平手段终结内战。徐世昌曾积极促成南北议和，试图以“撤兵”和“废督”为筹码，寻求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在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时代，缺乏武力支撑的理想化治理终究显得苍白无力。他虽有斡旋之心，却无奈沦为军阀背后的傀儡，其政令往往止于总统府的大门。一九二二年，随着直奉战争的硝烟散去，掌握实权的直系军阀以“恢复法统”为名，逼迫徐世昌下野。他并未过多挣扎，带着一份从容与无奈，告别了权力巅峰，隐居天津，回归翰墨书香。
评价徐世昌，不能简单地以“庸碌”或“精明”概括。在那个武夫当权的时代，他试图以一介文人的温和去化解乱世的戾气，这种努力固然因时局而失败，却也显露出一种儒家士大夫对国家秩序的最后守护。他既是旧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新体制下的过渡者。他在位期间，中国在外交领域亦有斩获，尤其是对凡尔赛和约的据理力争以及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主权博弈，均留下了其政府运作的痕迹。
纵观其一生，徐世昌更像是一位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舞台上的智者。他以书法与诗词寄情山水，留下《退耕堂集》等著作，在文化史上留有一席之地。而在政治史上，他则是一抹尴尬却不失体面的剪影，证明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老练的政治手段与崇高的名望终究无法独自撑起一个国家的明天。他的一生，折射出了传统文官政治在军阀时代最后的挣扎与落幕，为后世留下了一段关于权力、文治与理想的深沉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