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漫漫长夜中，廖仲恺无疑是一位具有悲剧色彩却又顶天立地的先驱。作为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与助手，他在国民党由旧式会党向现代革命政党转型的关键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总管家”角色。论及对其人的评价，唯有“忠诚”与“远见”二词足以平分秋色。他并非在金戈铁马的沙场上博取功勋，而是在纷繁复杂的财政与统战博弈中，为年轻的黄埔军官学校与大元帅府筹措每一分赖以生存的钱粮。廖仲恺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定执行，使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他既有传统文士的儒雅坚韧，又兼具近代政治家的务实高效，是在那个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时代里，极少数能将理想主义转化为具体制度实践的实干家。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数声枪响终结了这位革命志士的生命。这场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刺杀，绝非简单的暴徒行径，而是国民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与政治路线分歧的必然产物。当时，孙中山刚刚逝世数月，革命阵营内部权力真空引发的震荡尚未平息。廖仲恺作为坚定的左派领袖，主张深入发动工农运动，限制买办与封建势力，这深深触动了党内右派势力及与其勾结的旧势力的利益。
关于廖仲恺遇刺的元凶，历史的天平指向了以胡汉民之兄胡毅生、朱卓文以及林直勉等人为核心的右派小团体。这些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极度排斥苏联顾问的介入，恐惧国共合作会动摇国民党的根基。而在更深层的背景中，广州的商团势力以及在背后暗中观察的帝国主义势力，亦对这位强硬的财政改革者衔恨已久。尽管当时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并迅速锁定了具体的行凶枪手和幕后主使，但由于背后牵扯到党内元老与地方实权人物，案件的真相在政治交易中变得模糊而诡谲。
这场谋杀案的结局，不仅带走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更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翻天覆地的权力洗牌。原本地位并不稳固的蒋介石，借由清查廖案的契机，顺势排挤了胡汉民、驱逐了许崇智，迅速走向了权力的核心。廖仲恺的血，染红了广州八月的红棉，也预示着大革命前夜那场即将到来的惨烈决裂。他的一生，是为了那个他所憧憬的民主共和而呕心沥血的一生；而他的死，则成为了那个动荡时代里，政治理想主义被铁血现实主义无情绞杀的凄凉注脚。纵观历史，廖仲恺是以肉身之躯践行了其对革命的誓言，他在关键时刻的陨落，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写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