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宏大历史剧变中，伍廷芳以一种超越时代的姿态，站立在旧法制坍塌与新法律文明萌发的交汇点。作为首位取得英国大律师资格的华人，他不仅是晚清民初政坛上极具个性的外交家，更是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无可替代的破冰者。
伍廷芳的法学造诣深植于英美法系的精髓，却又在归国后精准地切入了古老帝国的律法肌理。他与沈家本的联袂，开启了中国法律史上一次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变革。在修订法律的过程中，他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杖刑等带有前现代残余的酷刑，将法律的重心从单纯的震慑惩戒，引向对人格尊严与现代人权的初步尊重。这种变革不仅是法条文字的更迭，更是一场关于文明伦理的深度博弈。他深知，若要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法律必须先行接轨，使司法从行政的附庸中剥离，建立起独立、专业的现代审判体系。
在外交舞台上，伍廷芳将法学家特有的严谨逻辑与敏锐洞察融入辞令之中。他频繁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在排华法案盛行的幽暗年代，凭借对国际法理的精熟运用，为海外华商与劳工据理力争。他深谙西方规则，却始终保持着东方士大夫的从容与风骨。他那口流利的英语、儒雅的仪态以及充满机锋的辩才，重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官员的认知。这种外交实践，本质上是他在法律框架下对国家主权与国民权益的奋力推演，体现了一位法学家以契约精神对抗强权逻辑的智慧。
伍廷芳留下的最丰厚的遗产，或许并不在于他参与起草的具体法条，而在于他为中国法律界确立了一种职业的标准与精神的标杆。他倡导律师制度，鼓励法律从业者走向职业化与专业化，这种前瞻性的布局为后世中国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他的一生，是西方法治文明与中国本土国情不断摩擦、碰撞并最终尝试融合的过程。他既推崇西方的宪政与民法，亦试图在变法中保留中华法系的优良传统，这种“中体西用”在法律领域的实践，充满了实验性的悲壮与理性的光辉。
评价伍廷芳，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个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是一个先觉者，在法治荒芜的土地上种下了秩序与公正的种子。他的存在证明了法律不仅是统治的工具，更是文明的尺度。直至今日，伍廷芳在处理国际纠纷时的法理思维，以及他在制度构建中展现的全局视野，依然是中国走向法治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绕过的精神财富。他那兼具传统文人底蕴与现代法律灵魂的伟岸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显得清晰而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