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动荡的政局与民族危机的交织中，唐景崧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与复杂性的历史标本。作为科举出身的传统士大夫，他身上既承载着文人特有的爱国情怀与政治抱负，又深刻地折射出那个时代统治阶层在面对现代化战争与国际变局时的软弱与局限。
唐景崧的声望始于中法战争时期。彼时他孤身深入边陲，凭借过人的胆识与谋略联络黑旗军抗击法军，这一壮举使他被视为深谙边防军事、具有开拓精神的能臣。这种早年的成功，不仅为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也在客观上塑造了公众对他作为“知兵之将”的虚幻期望。正是这种期待，将其推向了甲午战后台湾问题的风口浪尖。
甲午战争清廷战败，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民族尊严遭受重创的时刻，唐景崧身处台湾署理巡抚之位，其表现体现了清末官僚在绝境中的挣扎。他与地方乡绅共同策划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他为总统，试图通过外交斡旋引来西方列强的干预，以达到“废约保台”的目的。从某种程度看，这一举动不仅是为了保卫疆土，更带有某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烈。他在文告中慷慨陈词，试图唤起民众的抵抗意识，展现出了一名传统士大夫在领土沦丧之际的道德气节。
理想的宏大往往掩盖了现实的苍白。唐景崧作为决策者的平庸与作为军事统帅的无能，在日军登陆后的炮火中暴露无遗。他所依赖的防御体系更像是一种基于文人想象的政治表演，而非稳固的军事防线。他在处理内部矛盾时的优柔寡断，导致守军内部派系林立、士气低落。最为后世所诟病的是，当抗日战火刚刚燃起、基隆失守、日军逼近台北之时，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总统并未践行其“与台共存亡”的誓言，而是选择在战事紧要关头乔装出逃，匆匆登轮遁回大陆。
这种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安危之间的仓皇退却，使得他此前的种种慷慨陈词瞬间崩塌。唐景崧的失败，固然有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典型的文人气质与残酷战争环境之间的错位。他长于词章、善于权谋，却缺乏职业军人的意志与统筹全局的实干精神。他试图用外交权术与临时拼凑的民心去对抗已经步入工业文明的日本军事力量，这种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评价唐景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胆小卑劣之徒，也不能将其视为民族英雄。他是一个在时代裂变中迷失方向的旧式精英，在太平盛世他或许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官，但在大厦将倾的历史关头，他那基于传统伦理的爱国之心终究未能突破阶层与性格的禁锢。他的功罪是非，反映了晚清士大夫阶层在试图挽救民族危亡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窘迫与深重的人格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