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嘉靖与万历年间的文学版图中，王世贞无疑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作为“后七子”的领袖，他不仅主盟文坛数十年，更因其深邃的家国情怀与博杂的才学，被卷入了明代文学史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两桩署名公案。关于传奇剧作《鸣凤记》的著作权归属，以及他是否便是那位隐于烟尘之中的“兰陵笑笑生”，至今仍是学术界与民间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鸣凤记》作为明代戏曲史上第一部直接反映当代政治斗争的剧作，其核心叙事围绕着正直忠臣杨继盛与奸相严嵩之间的生死较量展开。长期以来，这部作品被广泛认为出自王世贞或其门人之手。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王世贞之父王忬因严嵩父子的构陷而蒙冤入狱，最终惨遭杀害。这层深重的杀父之仇，使得王世贞具备了创作此类抨击严党作品的最强烈动机。剧中对严氏父子罪恶权势的深刻揭露，以及对忠义之士舍生取义的深情讴歌，与王世贞一生致力于为父平冤、肃清朝纲的志向高度契合。尽管在文献证据上，关于王世贞亲自执笔的记录尚存争议，但该剧所展现的政治立场与文学气象，无疑深深烙印着弇州山人的精神印记。
相较于《鸣凤记》的身份推定，王世贞与《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之间的关联，则更具戏剧张力与文学史意义。这一学说的滥觞，很大程度上源于明末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记述。民间甚至流传着王世贞为报父仇，在书页中涂抹毒药，进献给嗜好阅读奇书的严世蕃，从而实现“文字复仇”的离奇故事。撇开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演义不谈，从文学逻辑上看，支持者认为王世贞博极群书，对明代社会百态及三教九流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唯有具备如此宏大格局与深厚学养的文坛巨擘，方能锻造出《金瓶梅》这般解构现实的巨著。王世贞晚年思想由儒入禅，其心境的幻灭感与《金瓶梅》末尾那股苍凉的虚无之气亦有契合点。
严谨的学术考证也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从语言学角度审视，《金瓶梅》中大量运用的山东方言与北方口语，与出身江苏太仓、操持南方官话的王世贞在语感上存在显著差异。王世贞一生著作等身，其公开的文学主张倾向于格调高古的拟古主义，似乎与《金瓶梅》这种极尽世俗描写、解构道统的创作路向南辕北辙。
这种身份的叠合与背离，恰恰映射出晚明文学世界的复杂图景。无论王世贞是否真的握有这两部名著的笔杆，他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意义已然不可动摇。他不仅是一个旧秩序的捍卫者，也是一个新思潮的引路人。关于《鸣凤记》与《金瓶梅》作者身份的探讨，本质上是对那个动荡时代文学创作如何介入现实、如何表达悲悯与愤怒的一种深度追问。在这重重迷雾之中，王世贞的形象不仅没有模糊，反而因为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学关联，显得愈发立体与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