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末汉初的风云激荡中，范增作为项羽麾下唯一的顶级谋士，其对刘邦近乎偏执的警惕与打击，构成了楚汉战争前期最扣人心弦的政治张力。范增之所以对刘邦穷追不舍，绝非私怨，而是源于一种超越时代的政治预见力。当项羽尚沉浸在巨鹿之战后的盖世雄风中，视刘邦为畏首畏尾的关中陪客时，范增已然看穿了刘邦潜藏的帝王之质。
范增的针对，首在对人性的透彻洞察。他曾直言，刘邦在关外时贪财好色，但进入关中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这种志向的骤然转变与欲望的高度克制，在范增看来正是“其志不在小”的危险信号。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个能够克服底层本能、展现出高度政治自律的人，绝非普通的草莽英雄。为了印证这种直觉，他甚至不惜借用“天子气”的谶纬之说来劝谏项羽，试图以此动摇项羽那虚荣而傲慢的心防。鸿门宴上的三举佩玉，是他对必生之敌的最后绝杀，可惜这种战略层面的清醒，最终消磨在项羽的妇人之仁与迟疑不决之中。
从更深层的战略逻辑审视，范增对刘邦的敌意源于他对天下大势的判断。他深知项羽的性格弱点在于迷信武力、缺乏政治建构力，而刘邦则长于笼络人心、善于分封建号。一旦放虎归山，刘邦便会成为旧贵族体系最可怕的掘墓人。范增的所有布局，从劝说项羽迁刘邦于巴蜀，到时刻防范其东出，都是在试图掐灭一种足以颠覆旧秩序的政治可能性。他不仅是在针对一个对手，更是在试图阻断一种历史的走向。
历史对于范增的评价，往往交织着叹惋与批判。一方面，他被誉为“奇计百出”的谋臣，苏轼曾在《范增论》中称其为“人杰”。他在年届七十的高龄投身乱世，凭借其深邃的眼光为项羽奠定了西楚的基业。在那个尊崇门第的时代，范增以布衣之身居“亚父”之位，其战略眼光与对局势的把握，确乎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他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为西楚悲歌平添了几分悲剧英雄的色彩。
范增的局限性同样显著。他虽有洞察敌人的神眼，却缺乏调和内部矛盾、驾驭主君性格的艺术。他在项羽面前表现出的急躁与愤怒，虽是赤胆忠心的体现，却也一步步将自己推向了众叛亲离的境地。陈平的一招反间计，便能轻易离间这对名为父子的君臣，反映出范增在处理权力核心关系时的生硬。他终究是一位旧时代的策士，拥有卓越的智谋，却未能构建起一套稳定的权力运行机制，最终在愤懑与背疽中客死异乡。
范增的一生，是战略远见与性格悲剧交织的缩影。他对刘邦的针对，证明了他作为顶尖战略家的敏锐；而他在鸿门宴上的“竖子不足与谋”的慨叹，则预示了项氏集团最终覆灭的必然。他像一颗划过秦汉交替夜空的流星，虽然最终没能改写历史的河道，却用那双看透未来的双眼，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忠诚与错失机遇的永恒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