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的上海，细雨如丝，春寒料峭。深夜的沪宁车站灯火昏暗，人头攒动。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众人的簇拥下，正准备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此时的他年仅三十二岁，刚刚率领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当他行至检票口附近时，黑暗中突然蹿出一条人影，清脆的枪声撕裂了车站的喧嚣。一颗冰冷的子弹从背后射入，穿透了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肾脏，也击碎了民国初年那场短暂而绚烂的议政梦。
这场震惊中外的刺杀案，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中激起了惊天巨浪。宋教仁被紧急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虽经名医全力救治，终因伤势过重，于两天后在极度痛苦中辞世。他在临终前曾向袁世凯致电，表达了即使身死亦寄望于宪政的美好愿景。讽刺的是，随后的调查结果却将凶手的影子层层引向了权力的最高层。
随着案情的深入，武士英这个失业军官作为直接行凶者浮出水面，而将其招募并策划行刺的则是上海青帮大佬应桂馨。在对应桂馨住宅的搜查中，办案人员发现了大量往来电报和密信，内容不仅涉及刺杀宋教仁的酬金支付，更直指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乃至大总统袁世凯。电文中“毁宋”的字眼触目惊心，勾勒出一幅跨越权力巅峰与地下社会的政治暗杀网络。
关于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历史学界百年间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对宋教仁推行的内阁制深感威胁，因为这意味着大总统的权力将被束缚在宪法的笼子里，而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内阁总理，成为权力的实际掌控者，为此袁世凯不惜通过肉体毁灭来清除政敌。另一种分析则指出，赵秉钧作为执行者，可能为了揣摩上意或保住自己的权位而自作主张。更有少数推测将目光投向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从受益程度与权力博弈的角度看，袁、赵二人的嫌疑始终最为厚重。
宋教仁的倒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一个转折点的终结。他所推崇的政党竞争、议会政治，在一声枪响后迅速瓦解。法治的希望被暴力的阴霾笼罩，原本充满可能性的共和之路，随即转向了二次革命、袁氏称帝与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那个雨夜的枪声不仅带走了一位满怀抱负的宪政先驱，也让刚刚萌芽的民主进程陷入了漫长的寒冬。历史在此处打了一个沉重的结，留给后世的，是车站月台上那抹挥之不去的凄惶与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