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兴衰转折，往往被定格在沙丘之变后的那一道伪诏。长子扶苏在接到赐死命令时的引颈就戮，不仅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似乎预示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悲剧命运。若剥离历史的定论，重新审视当时的权力版图与军事格局，扶苏若选择反抗胡亥的篡位统治，其成功的概率不仅巨大，甚至极有可能重塑整个时代的走向。
扶苏手中握有的首要筹码，是足以撼动关中的军事力量。彼时他身处上郡，与之并肩的是名将蒙恬以及麾下三十万筑长城、御匈奴的精锐秦军。这支部队是大秦帝国的北境屏障，更是当时海内最顶尖的武装力量。相比之下，胡亥、赵高虽然控制了咸阳的舆论与朝堂，但在军事根基上却显得单薄。蒙氏家族数代为将，对军权的掌控深厚且稳固，只要扶苏亮明反抗的旗帜，三十万铁骑南下咸阳，在纯粹的武力博弈中，胡亥几乎没有胜算。
除却兵权，扶苏在政治道义与民心所向上亦占据着无可比拟的高地。秦始皇巡狩天下期间，朝中虽有李斯、赵高等人各怀心思，但扶苏作为长子，且因直言进谏而名动天下，其宽厚仁爱、刚毅勇武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尚且要打出扶苏的旗号以号召天下，足见其威望之重。这种超越国都界限的政治号召力，使得扶苏在面对赵高炮制的虚假诏书时，只要稍作质疑并寻求真相，便能瞬间瓦解阴谋者的合法性基础。对于天下官吏与将领而言，追随一个贤能且合法的储君，远比效忠一个深居简出、疑窦丛生的幼子更为明智。
成功的几率虽在客观上占优，主观层面的博弈却成了决定胜负的死穴。赵高与李斯深谙扶苏的性格弱点——其深受儒家忠孝思想影响，且对父权怀有一种近乎绝对的敬畏。这场反抗能否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兵刃的锋利，而在于扶苏能否在刹那间识破那道诏书背后的虚妄，并完成从“人子”到“君主”的心态转变。若能推迟行刑，派遣亲信回京核实，真相便会不攻自破。当时蒙恬已敏锐地察觉到诏书的蹊跷，并多次劝谏，这说明扶苏并非孤立无援，而是拥有清醒的幕僚团队支持。
从权力博弈的全局来看，胡亥一方的统治基础极其脆弱。赵高与李斯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权力的临时分赃，两人之间充满了猜忌。如果扶苏领兵东进，原本慑于威权的朝臣极大概率会临阵倒戈。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扶苏在拥有最高成功几率的时刻，选择了最为温顺的毁灭。这种毁灭并非源于实力的匮乏，而是源于意志的缴械。倘若扶苏当年能横剑于胸，审时度势，不仅胡亥的篡权阴谋将化为泡影，秦朝那严酷的法家统治亦可能在扶苏的仁政倾向下获得缓和，从而推迟甚至避免那场席卷中原的覆灭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