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深夜，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不仅终结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三十一岁的生命，更让初生的中华民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宪政危机。这位被誉为“中国宪法之父”的青年政治家倒在血泊中，留给世人一个延续百年的历史谜题。关于刺宋案的真凶，史学界长期将其指向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但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挖掘，这场谋杀背后的权力纠葛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从当时缴获的往来电文中看，凶手应桂馨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内阁秘书洪述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证据链条似乎直指北京权力中枢。袁世凯作为这一体制的最高领导者，自然拥有最沉重的政治嫌疑。宋教仁主张的内阁制直接挑战了袁世凯的集权企图，其在选举中的大获全胜更让总统府感到了实质性的威胁。若从政治理性的角度考量，袁世凯在此时刺杀宋教仁，无异于在外交与内政的双重压力下自毁声誉。一些学者据此推测，此案或许是赵秉钧或洪述祖为揣摩上意而自行其是的政治投机，又或者是帮会势力与官场勾结下的意外失控。真相被掩埋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与公关辞令中，使之成为了民国史上最著名的悬案。
在生命即将燃尽的最后时刻，宋教仁展现出了超越政见分歧的高洁品格。他并未在剧痛中沉溺于私人的恩怨或复仇的愤慨，而是强忍呻吟，向袁世凯发出了一封堪称绝唱的告别电报。这份遗言情辞哀恳，字里行间透着对国家前途的深沉忧虑。他回首自己投身革命的初心，直言自己并非为了权位，而是为了确立宪政之基。在遗言中，他写道：“我素主张，从来不事修饰，是以毁谤丛集。然于满清鼎革之际，与其后正式政府统一之初，个人实未曾有分毫利益，且不恤冒生命之险，以争国民之权利。”
宋教仁的最后请求，是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布公，护持宪法”，确保民权得到保障。他以德报怨，试图用自己的牺牲换取当权者对法治的敬畏。这种寄希望于政治对手能遵守契约精神的理想主义，既显得悲壮，又带着一种令人扼腕的单纯。宋教仁的离世，标志着通过议会政治和平转型之梦的破碎。随后而来的二次革命与北洋混战，证明了在这个古老国度，子弹的力量最终压倒了选票的力量。
那段正式而凄婉的遗言，成为了民国宪政史上最后的余晖。宋教仁虽死，但他对于法治精神的坚持，以及在生命终点仍对国家大义的执守，使其超越了党派之争，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信仰象征。这场谋杀的主使者究竟是谁，或许在层层迷雾中已难有定论，但宋教仁用生命书写的最后篇章，却清晰地记录了一个先行者对共和政体最炽热的眷恋与最沉重的嘱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