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嘉盛世的文坛版图中，“南袁北纪”的双峰对峙构成了清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相比于身处庙堂、严谨修书的纪晓岚，退隐江宁随园的袁枚，则以一种近乎叛逆的姿态，演绎了文人的另一种生命可能。他不仅以“性灵说”开一代风气之先，更因广收女弟子、公开授徒而惊世骇俗，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争议也最具魅力的文化符号。
袁枚其人，是封建正统礼教的“逸出者”。他在盛年辞官，将金陵小仓山的随园经营成了一处精神的乌托邦。他追求感官的愉悦，亦崇尚灵魂的自由，主张诗文应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而非沦为经学考据或道德说教的附庸。这种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发现，使他能够跨越严苛的性别沟壑，去审视并欣赏那些被深锁闺阁的才情。在他眼中，文学不应是男性的专利，那些充满灵气的女性笔触，往往比陈腐的八股文章更接近诗歌的本质。
袁枚大规模招收女弟子，其核心动力源于他深植内心的美学追求与反传统的勇气。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语境下，他公然宣称“才女者，女子中之凤也”，这种对女性智识的公开礼赞，本质上是对儒家严复礼教的一次审美化反抗。他所招收的席佩兰、骆绮兰等弟子，多是具备深厚文学修养的女性，袁枚不仅为她们批改诗稿、结集出版，更邀请她们参加随园的文学雅集。这种师生互动，打破了当时“男女不杂坐”的社交禁忌，让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群体，在文学领域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亮相。
从人格特质来看，袁枚是一个极致的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通透的现实主义者。他招收女弟子，固然有爱才护花、提携后进的一面，也带有一定的名士做派与经营色彩。他热衷于通过这些才女的诗名来扩大随园的文化影响力，使之成为江南文人的向往之地。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卫道士眼中是“放荡不羁”，但在现代视角下，却是一种对个体生命力的极致张扬。他并不避讳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也从不掩饰对美色的欣赏，他将这种坦荡融入到对弟子的教导中，鼓励她们写出具有“真性情”的作品。
袁枚的一生，始终在争议与赞誉的交织中前行。他收纳女弟子，并非出于某种宏大的社会平等理想，而是基于对生命热度与文学真理的纯粹渴求。他以一己之力，在礼教森严的时代裂缝中，为女性文学撑开了一片自由呼吸的天空。这种超越时代的胆识与对美的执着，使得袁枚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个生活艺术的先行者。随园的莺声燕语虽已远去，但他留下的那种尊重灵性、追求真实的文学精神，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