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陋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者小陋丑，夭折早死。何则？上世和气生渥，婚姻以时，人民禀善气而生，生又不伤，骨节坚定，故长大陋寿，状貌美好。下世反此，故者小夭折，形面丑恶。此言妄也。

【译文】：有一种说法声称，上古时代的人，身材高大美好，身体强健长寿，能活到百岁左右；后世的人身材矮小丑陋，夭折早死。为什么呢？因为上古时代和气浓厚，婚姻适时，人民禀受善气而生，出生后又不受伤害，骨节坚固，所以身材高大长寿，相貌美好。后世与此相反，所以身材矮小夭折，形貌丑陋。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後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元气生和，古今不异，则禀以为形体者，何故不同？夫禀气等则怀性均，怀性均，则体同；形体同，则丑好齐；丑好齐，则夭寿适。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临，同时共礼。虽言男三十而临，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礼乐之制，存见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举。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

【译文】：上古时代的治理者，是圣人；后世的治理者，也是圣人。圣人的德行，前后没有差别，那么他们治理社会，古今也就没有不同。上古的天，就是后世的天。天没有改变，气也没有变更。上古的人民，就是后世的人民，都禀受元气。元气产生和顺之气，古今没有不同，那么人们禀受（元气）形成的形体，为什么会有不同呢？禀受的气相同，那么怀有的本性就均等；本性均等，那么身体就相同；身体相同，那么美丑就一致；美丑一致，那么长寿夭折也就应该相当。同一个天，同一个地，共同生育万物。万物的产生，都获得同一种气。气的厚薄，万代都一样。帝王治理社会，百代都是同一个道理。人民婚嫁，同时代遵循共同的礼制。虽说男子三十娶妻，女子二十出嫁，礼法制度虽然设立，未必遵照实行。用什么证明呢？用现在不遵照实行来证明。礼乐的制度，现在还保存着，现在的人民，肯实行吗？现在的人不肯实行，古人也同样不肯实行。根据现在的人民，就可以知道古代的人民。

〔人，物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寿至一百岁。生为十岁兒时，所见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岁，临且死时，所见诸物，与年十岁时所见，无以异也。使上世下世，民人无有异，则百岁之间，足以卜筮。六畜长者，五谷大小，昆虫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动，跂行喙息，无有异者，此形不异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气为水火也，使气有异，则古之水清火热，而今水浊火寒乎？

【译文】：（人，是一种物；）物，也是物。人活一世，寿命达到一百岁。生下来作为十岁小孩时，所见到的地上万物，生死变化的很多。到了百岁，临死的时候，所看到的万物，与十岁时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假使上古后世，人民没有差异，那么百岁之间（所见），就足以用来推测（古今）。六畜中的大型者，五谷颗粒的大小，昆虫草木，金石珠玉，飞翔爬行的虫类，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动物，都没有差异，这说明形体没有不同。古代的水火，就是现在的水火。现在的气构成水火，假使气有不同，难道古代的水清澈火炎热，而现在的水混浊火寒冷吗？

人生长六七尺，大三四围，面有五色，寿至於百，万世不异。如以上世人民侗长佼好，坚强陋寿，下世反此；则天地初立，始为人时，长可如防风之君，色如宋朝，寿如彭祖乎？从当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长如荚英，色如嫫母，寿如朝生乎？王莽之时，长人生长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颖川张仲师长一丈二寸，张之八尺有余，其父不满五尺，俱在今世，或长或者。儒者之言，竟〔大〕误也。语称上世使民以宜，伛者抱关，侏儒俳优。如皆侗长佼好，安得伛、侏之人乎？

【译文】：人长到六七尺高，腰三四围粗，脸有五官气色，寿命达到百岁，万代没有不同。如果认为上古人民高大美好，强健长寿，后世与此相反；那么天地刚形成，人类刚出现时，身高可以像防风氏那样（高大），容貌可以像宋朝那样（俊美），寿命可以像彭祖那样（长久）吗？从当今到千年以后，人可能会长得像豆荚那样（矮小），容貌像嫫母那样（丑陋），寿命像朝生暮死的虫子那样（短暂）吗？王莽的时候，有个巨人高一丈，名叫“霸出”。建武年间，颍川人张仲师高一丈二寸，张汤身高八尺多，他的父亲身高不到五尺，都在当今时代，有的高有的矮。儒者的说法，终究是（非常）错误的。有一种说法称上古时代根据人的特点来使用人民，驼背的人守门，侏儒当俳优。如果（上古的人）都高大美好，哪里会有驼背、侏儒这样的人呢？

语称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故《易》曰：“上古之时，结绳以治，後世易之以书契。”先结绳，易化之故；後书契，难治之验也。故夫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时，人民文薄，八卦难复因袭，故文王衍为六十四首，极其变，使民不倦。至周之时，人民〔文〕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称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难治，故加密致之罔，设纤微之禁，检〔押〕守持，备具悉极。此言妄也。

【译文】：有一种说法声称上古时代的人，质朴容易教化；后世的人，浮薄难以治理。所以《周易》说：“上古时代，用结绳记事来治理，后世改用书契（文字）。”先用结绳，是（因为人民）容易教化的缘故；后用书契，是（因为人民）难以治理的证明。所以在伏羲氏以前，人民非常质朴，睡着时安然自得，坐着时悠闲舒适，群居相处，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到了伏羲氏时代，人民变得比较浮薄，聪明的人想欺诈愚笨的人，勇敢的人想恐吓怯懦的人，强壮的人想欺凌弱小的人，人多势众的想迫害人少势孤的，所以伏羲氏创制八卦来治理他们。到了周朝的时候，人民浮薄，八卦难以再沿用，所以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穷尽变化，使人民不倦怠。到了周朝的时候，人民浮薄，所以孔子著作《春秋》，表彰极微小的善行，贬斥极细微的恶行，称赞说：“周朝的礼制借鉴于夏、商两代，多么丰富美好啊！我遵从周朝的。”孔子知道世道逐渐败坏，浮薄难以治理，所以编织更严密的法网，设立更细微的禁令，加以约束控制，防备措施极其完备。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上世之人，所怀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怀五常也。俱怀五常之道，共禀一气而生，上世何以质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後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後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

【译文】：上古时代的人，怀有的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后世的人，怀有的也是五常之性。都怀有五常之道，共同禀受同一种气而生，上古为什么质朴？后世为什么浮薄？那些人看到上古的人民饮血茹毛，没有五谷食物，后世挖掘土地打井，耕种土地种植谷物，饮用井水食用粮食，有水火烹调；又看到上古的人住在岩洞里，穿着禽兽的皮，后世改用宫室居住，有布帛服饰，就认为上古质朴，后世浮薄了。

夫器业变易，性行不异。然而有质朴文薄之语者，世有盛衰，衰极久有弊也。譬犹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鲜完，始熟香洁，少久穿败，连日臭茹矣。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独今也。何以效之？传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之〕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当教以忠。” 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则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见当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则谓上世朴质，下世文薄。犹家人子弟不谨，则谓他家子弟谨良矣。

【译文】：器物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的本性行为并没有不同。然而有（上古）质朴（后世）浮薄的说法，是因为世道有盛衰，衰败久了就有弊端。好比衣服食物对于人，刚做成时新鲜完好，刚煮熟时香美洁净，稍过一段时间就穿破败坏，连续几天就发臭变味了。文采与质朴交替的法则，古今都是共同的。一段质朴一段文采，一段衰败一段兴盛，古代就有，并非只有今天才有。用什么证明呢？传文说：“夏朝的王用忠来教化。用忠来教化，君子就忠厚，它的流弊是，小人粗野。救治粗野不如用敬，所以殷朝的王用敬来教化。用敬来教化，君子就恭敬，它的流弊是，小人迷信鬼神。救治迷信不如用文，所以周朝的王用文来教化。用文来教化，君子就文雅，它的流弊是，小人浮薄。救治浮薄不如用忠，继承周朝而称王天下的，应当用忠来教化。”夏朝所继承的唐尧、虞舜的教化（导致）浮薄，所以用忠来教化。唐尧、虞舜用文来教化，那么他们所继承的（时代）就有迷信鬼神的流弊了。世人看到当今的浮薄，轻慢地非议它，就说上古质朴，后世浮薄。就好像自己家的子弟不谨慎，就认为别人家的子弟谨慎善良一样。

语称上世之人重义轻身，遭忠义之事，得己所当赴死之分明也，则必赴之趋锋，死不顾恨。故弘演之节，陈不占之义，行事比类，书籍所载，亡命捐身，众多非一。今世趋利苟生，弃义妄得，不相勉以义，不相激以行，义废身不以为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

【译文】：有一种说法声称上古时代的人重视道义轻视生命，遇到忠义的事情，明确自己应当赴死，就一定奔赴刀锋，死而无憾。所以弘演的节操，陈不占的道义，类似的事迹，书籍记载的，舍命捐躯的人，很多不止一个。当今世人追逐利益苟且偷生，抛弃道义妄求得利，不用道义互相劝勉，不用善行互相激励，道义废弃不觉得是负担，行为败坏做事不知畏惧。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义之性，则其遭事并有奋身之节。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若夫琅邪兒子明，岁败之时，兄为饥人所食，自缚叩头，代兄为食，饿人美其义，两舍不食。兄死，收养其孤，爱不异於己之子，岁败谷尽，不能两活，饿杀其子，活兄之子。临淮许君叔亦养兄孤子，岁仓卒之时，饿其亲子，活兄之子，与子明同义。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将死。章后复为郡功曹，从役攻贼，兵卒北败，为贼所射，以身代将，卒死不去。此弘演之节，陈不占之义何以异？当今著文书者，肯引以为比喻乎？比喻之证，上则求虞、夏，下则索殷、周。秦、汉之际，功奇行殊，犹以为后。又况当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亲见之乎？

【译文】：上古时代的士人，就是今天的士人，都含有仁义的禀性，那么他们遇到事情就都会有奋不顾身的节操。古代有不讲道义的人，今天也有树立节操的士人。善和恶混杂并存，哪个时代没有呢？叙述事情的人喜好推崇古代而贬低当今，看重所听到的而轻视所看到的。善辩的人就谈论久远的事情，写文章的人就记述远古的事情。近代有奇特的事迹但善辩的人不称道，当代有特殊的事情但执笔的人不记录。像琅邪的兒（倪）子明，在荒年的时候，哥哥被饥饿的人要吃，他把自己捆起来叩头，请求代替哥哥被吃，饥饿的人赞赏他的义气，把两人都放掉不吃。哥哥死后，他收养哥哥的孤儿，爱护他不异于自己的儿子，荒年粮食吃尽，不能养活两个人，他饿死自己的儿子，养活哥哥的儿子。临淮的许君叔也抚养哥哥的孤儿，在灾荒年景仓促的时候，饿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养活哥哥的儿子，与兒子明是同样的义举。会稽的孟章，父亲孟英担任郡里的决曹掾，郡将打死无罪的人，事情报到上面复审，孟英把罪过揽到自己身上，最终代替郡将赴死。孟章后来又担任郡里的功曹，跟随部队攻打盗贼，士兵败退，他被盗贼射中，用身体掩护郡将，直到战死也不离开。这些人的节操，与弘演、陈不占的义行有什么不同呢？当今著书立说的人，肯引用他们作为比喻吗？用作比喻的例证，往上就寻求虞、夏时代，往下就索求殷、周时代。秦、汉之际，功业奇特品行卓异的人，尚且被认为时代靠后。更何况当今在百代之后，谈论事情的人亲眼所见的事情呢？

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贵鹄贱鸡，鹄远而鸡近也。使当今说道深於孔、墨，名不得与之同；立行崇於曾、颜，声不得与之钧。何则？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有人於此，立义建节，实核其操，古无以过。为文书者，肯载於篇籍，表以为行事乎？作奇论，造新文，不损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远之书，而垂意观读之乎？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

【译文】：画工喜欢画上古时代的人，秦、汉时代的士人，功业品行卓异奇特，（他们却）不肯画当代的士人，这是尊古卑今。看重天鹅而轻视鸡，是因为天鹅远而鸡近。假使当今有人论说道理比孔子、墨子还要精深，名声却不能和他们相同；树立的品行比曾子、颜渊还要崇高，声誉却不能和他们相等。为什么呢？因为世俗的本性是轻视亲眼所见的，重视耳闻的。有这样一个人，树立道义建立节操，核实他的操行，古人没有能超过的。写文章的人，肯把他记载在书籍中，表彰他的事迹吗？创作奇特的议论，写出新颖的文章，不比前人的差，好事的人肯舍弃年代久远的书，而留意观看阅读它们吗？扬子云写作《太玄》，创作《法言》，张伯松不肯看一眼。因为（张伯松）与他处于同时代，所以轻视他的言论。假使扬子云生在张伯松之前，张伯松就会把他的书看作是《金匮》宝书了！

语称上世之时，圣人德优，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 ”舜承尧不堕洪业，禹袭舜不亏大功。其後至之，举兵代桀，武王把钺讨纣，无巍巍荡荡之文，而有动兵讨伐之言。盖其德劣而兵试，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验也。及至秦、汉，兵革云扰，战力角势，秦以得天下。既得在下，无嘉瑞之美，若“叶和万国”、“凤皇来仪”之类，非德劣不及，功被若之徵乎？此言妄也。

【译文】：有一种说法声称上古时代，圣人德行优越，而且功业治理有奇特之处。所以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能效法天。他的恩德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来称赞他！他的功业崇高啊！他的礼乐制度光辉灿烂啊！”舜继承尧没有使大业坠落，禹承袭舜没有亏损伟大的功业。他们的后代到了商汤，发动军队讨伐夏桀，周武王拿起大斧讨伐商纣，没有（像尧那样）崇高浩荡的文德，却有动用军队讨伐的言论。大概是因为他们德行低劣而动用武力，使用武力因而教化浮薄。教化浮薄，这是（他们）不能赶上古圣的明证。等到秦、汉时代，战争如云纷扰，以武力较量势力，秦国因此得到天下。得到天下之后，没有吉祥瑞兆的美事，像“协和万国”、“凤凰来仪”之类，这不是（他们）德行低劣赶不上（古人），功业比不上（古人）的证明吗？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夫天地气和，即生圣人。圣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气不独在古先，则圣人何故独优！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又见经传增贤圣之美，孔子尤大尧、舜之功。又闻尧、舜禅而相让，之、武伐而相夺。则谓古圣优於今，功化渥地後矣。夫经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读经览书者所共见也。孔子曰： “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世常以桀、纣与尧、舜相反，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纣、桀。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则知尧、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

【译文】：天地之气和顺，就会产生圣人。圣人治理天下，就能建立大功。和顺之气并非只存在于上古，那么（上古的）圣人为什么偏偏优越呢！世俗的本性，喜好赞美古代而诋毁当今，轻视亲眼所见而重视道听途说。又看到经传夸大圣贤的美好，孔子尤其夸大尧、舜的功绩。又听说尧、舜禅让而互相推让，商汤、周武王讨伐而互相争夺。就认为古代圣人比当今优越，功业教化比后世浓厚。经书有夸大增益的文辞，世间有空虚附加的言论，这是读经看书的人都看得到的。孔子说：“商纣的不好，不像传说的那么厉害。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众恶所归的）下流，天下的罪恶都会归到他身上。”世人常常把桀、纣和尧、舜相对立，称赞美德就说尧、舜，说到罪恶就列举纣、桀。孔子说“商纣的不好，不像传说的那么厉害”，那么就知道尧、舜的德行，也不像传说的那么盛大。

尧、舜之禅，之、武之诛，皆有天命，非优劣所能为，人事所能成也。使之、武在唐、虞，亦禅而不伐；尧、舜在殷、周，亦诛而不让。盖有天命之实，而世空生优劣之语。经言“叶和万国”，时亦有丹硃；“凤皇来仪”，时亦有有苗；兵皆动而并用，则知德亦何优劣而小大也？

【译文】：尧、舜的禅让，商汤、周武王的诛伐，都有天命，不是（他们个人）优劣所能决定，人事所能促成的。假使商汤、周武王处在唐尧、虞舜的时代，也会禅让而不讨伐；尧、舜处在殷、周的时代，也会诛伐而不禅让。大概是有天命的实际，而世人凭空生出（古今圣王）优劣的说法。经书上说“协和万国”，那时也有丹朱（这样的恶人）；“凤凰来仪”，那时也有三苗（这样的作乱者）；（尧舜与汤武）都动用过军队并且同时使用文德教化，那么知道他们的德行又有什么优劣大小的分别呢？

世论桀、纣之恶，甚於亡秦。实事者谓亡秦恶甚於桀、纣。秦、汉善恶相反，犹尧、舜、桀、纣相违也。亡秦与汉皆在後世，亡秦恶甚於桀、纣，则亦知大汉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万国”，固增而非实者也。有虞之“凤皇”，宣帝贴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并至。夫德优故有瑞，瑞钧则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尧、舜，何以能致尧、舜之瑞？光武皇帝龙兴凤举，取天下若拾遗，何以不及殷之、周武？世称周之成、康不亏文王之隆，舜巍位亏尧之盛功也。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有浸酆溢美之化，无细小毫发之亏，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见五帝、三王事在经传之上，而汉之记故尚为文书，则谓古圣优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译文】：世人议论桀、纣的罪恶，比灭亡的秦朝还严重。据实论事的人说灭亡的秦朝罪恶比桀、纣还严重。秦朝与汉朝善恶相反，就像尧、舜与桀、纣相对立一样。灭亡的秦朝与汉朝都在后世，灭亡的秦朝罪恶比桀、纣还严重，那么也就知道大汉的德行不比唐尧、虞舜差。唐尧时的“万国”，本来就是夸大而不符合实际的。虞舜时的“凤凰”，汉宣帝时已经多次招致了。汉明帝时祥瑞一并到来。德行优越所以有祥瑞，祥瑞相当那么功业就不相上下。宣帝、孝明帝如果低劣，比不上尧、舜，怎么能招致尧、舜时的祥瑞呢？光武皇帝像龙飞凤舞一样兴起，取得天下就像拾取地上的东西一样容易，为什么比不上商汤、周武王呢？世人称赞周朝的成王、康王没有亏损文王的隆盛，舜继承帝位没有亏损尧的盛大功业。当今圣朝，继承光武皇帝，沿袭孝明皇帝，有日益丰厚美好的教化，没有丝毫细小的亏损，往上为什么比不上舜、禹？往下为什么不如成王、康王？世人看到五帝、三王的事迹记载在经传上，而汉朝的事迹还只是记载在文书上，就说古代圣人优越而功业巨大，后世低劣而教化浮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