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曰：“贤圣之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苟、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

【译文】：有人问道：“贤人圣人生活在世上，必定有他们用心的地方。上自孔子、墨子的门徒，下到荀子、孟子一类人，教导训诲时一定要著书立说留下文章。为什么呢？”

对曰：圣人作经，艺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政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乱〔儒〕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补於正。故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主父偃嫉之，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於吏，当谓之下愚。仲舒当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灾异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论无触忌之言，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语乎！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也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

【译文】：回答说：圣人创作经书，有才学的人撰写传记，是为了匡正救助浇薄的风俗，驱使百姓使他们回归真实诚信。考察《六略》所著录的书，有一万三千篇，都是为了增加善行消除恶行，剖析批判、开拓引导，驱使懒散游荡的人，期望能使世道归于善，政治归于正道。孔子写作《春秋》，是因为周朝民众风气衰败。所以采集寻求细微的善行，贬斥纤小的恶行，治理乱世，使它返回到正道，使人道周遍，王道完备，用来检束约束浮靡浇薄风俗的措施，都完备而周密。堤防有缺口不修补，就有洪水泛滥的危害；罗网破了不结好，就有走失野兽的忧患。所以周朝的政道不衰败，那么民众就不会虚浮浇薄；民众不虚浮浇薄，《春秋》就不会写作。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扰乱儒家的道义，那么孟子的著作就不会产生；韩国不是那样弱小，法制没有败坏废弃，那么韩非的书就不会写；汉高祖不意识到得天下后（需转变策略），马背上得天下的策略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言论就不会上奏；众多事情不失实，一般的议论不混乱败坏，那么桓谭的议论就不会兴起。所以贤人圣人兴起文章，是因为有事而起，不是凭空而为，是根据原因不胡乱写作。写作有益于教化，教化有助于政道。所以汉朝设立兰台的官职，校勘审订书籍，来考核其中的言论。董仲舒写作关于道术的书，较多地谈论灾异和政治的失误，书写成后成为文章，上表给汉朝朝廷。主父偃嫉妒他，诬告上奏他的书。天子把董仲舒交给法官处置，判了他“下愚”的罪名。董仲舒本当处死，天子赦免了他。董仲舒谈论灾异的事情，孝武帝尚且不治罪并尊重他本人，何况他所议论的没有触犯忌讳的言论，考核道理事实的事情，收集旧事实话的言语呢！所以贤人活在世上，进身朝廷就竭尽忠诚宣扬教化，来彰明朝廷；退居在家就发议论、作批评，来唤醒迷失的世俗。世俗之人不知道回头，就会轻易地做出不合道义的事；议论的人不追着去挽救，就会迷惑混乱而不觉醒。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於真，实诚乱於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恻怛发心，恐〔上〕之危也。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於性，祸重於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其《政务》言治民之道。《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论於下。〔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孽矣。

【译文】：所以《论衡》的写作，是因为许多书籍都失实，虚妄的言论压倒了真实美好的东西。所以虚妄的言论不废除，那么浮华的文章就不会停息；浮华的文章泛滥，那么真实的事情就不会被采用。所以《论衡》这本书，是用来衡量言论的轻重，确立真假的标准，并不是随意地调弄文采修饰辞藻，为了制造奇特宏伟的景象。它的根本都起于人间有错误，所以竭尽思虑，来讥刺世俗。世俗的本性，喜欢奇谈怪论，爱好虚妄的文章。为什么呢？真实的事情不能让人痛快，而浮华虚妄的言论能震动耳朵打动人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欢谈论的，夸大事实，编造华美盛大的言辞；舞文弄墨的人，捏造空洞的文章，成为虚妄的传说。听的人以为真是那样，谈论起来就不停止；看的人以为是实事，流传起来就不断绝。流传不绝，文字就记载在竹简帛书上；谈论不止，错误就传入贤人的耳朵。甚至有的人南面称师，讲授奸诈虚伪的学说；治理城池佩戴紫绶的官员，阅读虚妄的书籍。能明辨是非的人，内心痛惜感伤，怎么能不发议论呢？孟子痛心杨朱、墨翟的议论大大侵夺了儒家的学说，引用公正直率的说法，褒扬正确的抑制错误的，世人认为他喜好辩论。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写《论衡》）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在真实面前显耀，真实诚信的被虚伪扰乱，世人不觉悟，是非不分明，紫色和红色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糅合在一块，从情理上说，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呢！卫国陪乘的人越过本职呼喊驾车（提醒御者），是出于悲痛的心情，担心君主的危险。那发议论的人怜悯世事忧虑世俗，和卫国陪乘的人是同样的心情。忧愁耗费精神，伤损魂魄。扰动胸中的平和之气，损害年岁减损寿命，对天性没有好处，祸患比颜回（早逝）还重，违背了黄帝、老子的教诲，不是人所贪求的，是不得已，所以才写作《论衡》。文章显露而主旨直率，言辞激切而情感真实。其中《政务》篇是讲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各篇，实际上是世俗间的普通人所能看到的，和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没有不同。至于《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是世俗长久迷惑，一般人不能觉察的。君主遇到弊端，在上面改革教化；臣子愚昧迷惑，在下面写作议论。（下面）的议论确实得当，那么上面的教化就能遵从了。希望能使迷惑的心醒悟，让他们知道虚实的分别。虚实的分别确定了，那么浮华虚伪的文章就会消灭。浮华虚伪的文章消灭了，那么纯真诚信的教化就会一天天滋长了。

或曰：“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

【译文】：有人说：“圣人是‘作’，贤人是‘述’。以贤人的身份去‘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可以称为‘作’。”回答说：不是“作”，也不是“述”，是“论”。“论”是次于“述”的。《五经》的兴起，可以称为“作”了。太史公的《史记》、刘子政（刘向）的《序》（如《战国策叙录》等）、班叔皮（班彪）的《传》（如《史记后传》），可以称为“述”了。桓君山（桓谭）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论”了。现在看《论衡》、《政务》，是桓谭、邹伯奇那样的“论”，不是所说的“作”。创造开端，前所未有，像仓颉造字，奚仲造车就是这样。《周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这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创造了它，所以叫“作”。文王推演八卦，自己演绎成六十四卦，所以叫“衍”。说《论衡》的完成，如同六十四卦，但又不对。六十四卦是根据图像推演增益，它的卦形增多，它的数目变大。现在《论衡》是根据世俗的书籍，考订它们的真假，辨别它们的虚实，不是创造开端、另起炉灶，前面没有根本。儒生根据先师的说法，诘问驳难它；文吏根据案件的事情，反复考察它，说《论衡》是“作”，那么儒生、文吏（的诘难考订）能称为“作”吗？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

【译文】：向皇帝上书、向长官奏事陈述意见，陈述合宜有利的建议，都是想辅助政治。现在著书的人，就像上书奏事陈述意见一样，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文章在手中写成，实质是一样的。向皇帝上书叫奏记，换个名称就叫书。建初初年，中原地区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百姓流离四散，圣明的君主心中忧虑，诏书多次下达。《论衡》的作者（王充自称），向郡守奏事陈述意见，认为应该禁止奢侈，以防备困乏。意见没有被采纳采用，回来把草稿题上名字，叫做《备乏》。酒浪费五谷粮食，滋生引起盗贼，沉湎于饮酒，盗贼不断，向郡守奏事陈述意见，要求禁止百姓酿酒。回来把草稿题上名字，叫做《禁酒》。由此说来，那著书，就是上书奏事陈述意见的文章。奏记能称为创造写作上书，上书奏事陈述意见就是“作”吗？

晋之乘，而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杨氏之“玄”，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扬子云造“玄”，二经发於台下，读於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後进晓见然否之分，恐其废失，著之简牍，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其言伸绳，弹割俗传。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贤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论也。玉乱於石，人不能别。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之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麾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渍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若太史公之书，据许由不隐，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译文】：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檮杌》，鲁国的史书叫《春秋》，记载的人和事各不相同。《周易》的乾坤，《春秋》的“元年”，扬雄的“玄”，占卜气运名号不平均。由此说来，唐林的奏章，谷永的奏章，《论衡》、《政务》，是同样的趋向。汉朝是笔墨文章极其繁盛的时代，书籍议论的创作，汉朝尤其多。阳成子张（阳成衡，或为“阳城子长”，作《乐经》者）作“乐”，扬子云（扬雄）造“玄”，这两部经书产生于朝廷之下，在宫阙旁门被诵读，高超绝伦震动听闻，不述旧而创作，才能接近圣人，而汉朝不加以讥讽。何况《论衡》是细致的解说、精微的议论，解释世俗的疑惑，辨明是非的道理，使后学明白是非的分别，担心这些道理被废弃丢失，所以写在简牍上，这是遵循经书章句的解说，类似先师奇特言论的著作。它的言论伸张标准，批判剖析世俗的传说。世俗的传说蒙蔽迷惑人，伪书泛滥流传，贤明通达的人，痛恨它们没有止境。孔子说：“诗人痛恨它不能沉默，我孔丘痛恨它不能隐伏。”因此要发议论。美玉混杂在石头里，人不能分辨。有时像楚国的玉官把玉当成石头，最终使卞和遭受砍脚的刑罚。对的被当成错的，虚的转变成实的，怎么能不说话呢？世俗的传说已经错误，世俗的书是伪的。像那邹衍说现在天下是一个州，四海之外还有像天下这样的九个州。《淮南子》说共工和颛顼争着做天子，没有取胜，发怒用头撞不周山，使得支撑天的柱子折了，拴系地的绳子断了。尧的时候十个太阳一起出来，尧向上射下九个太阳；鲁阳公交战到太阳落山，拿起戈向太阳挥动，太阳为此倒退回来。世间的书籍传述，大多像这一类，浮夸虚妄不真实，埋没侵夺了正确的道理。内心激荡，手笔纷乱，怎么能不发议论呢？发议论就用内心去考察，用事实去验证，浮夸虚妄的事情，就立即加以证验。像太史公的书，根据（史实）指出许由没有隐居的事，燕太子丹不能使太阳再次回到中午。读到看见这些的人，没有不称赞好的。

《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浴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浴薄丧葬也。孔子径庭丽级，被棺敛者不省。刘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约。光武皇帝草车茅马，为明器者不奸。何世书俗言不载？信死之语汶浊之也。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风雨。夫不论其利害，而徒讥其造作，是则仓颉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责也。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虽无害，何补？

【译文】：《政务》篇是向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述政事所应当重视的事务，想使百姓得到保全、教化得以建立，让他们承受称扬国家的恩德。《论衡》的《九虚》《三增》，是用来使世人洗去浮华追求务实真诚的；《论死》、《订鬼》，是用来使世人减少丧葬厚度的。孔子快步穿过庭院、跨越台阶（反对厚葬），但被装殓入棺的人不觉悟。刘子政（刘向）上书主张薄葬，但送葬陪葬的人不节俭。光武皇帝用草车茅马（殉葬），但制作明器（随葬品）的人不停止。为什么世上的书、俗人的言论不记载（这些道理）呢？是因为相信人死后有知的说法蒙蔽了人们。现在写作《论死》和《死伪》等篇，阐明人死后没有知觉，不能变成鬼，希望阅读的人能一旦明白理解丧葬要简约，更加节俭。这大概就是《论衡》有益处的验证。言论如果有益，即使是“作”又有什么害处呢？仓颉的文字，世上用它来记事；奚仲的车，世上用它来乘坐；伯余的衣服，用来抵御寒暑；夏桀的瓦屋，用来遮蔽风雨。如果不谈论它们的利害，而只是讥讽它们的创造制作，那么这样说来仓颉这类人都有过错，《世本》所记载的十五家发明者都要受到责备了。所以只要是有益的，即使是“作”也没有害处。虽然没有害处，（如果不作）又有什么补益呢？

古有命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殁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至〕今。《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译文】：古代有命令使者采集诗歌，是想观察风俗了解下情。《诗经》的诗歌创作于民间，圣王能说“你是百姓，为什么创作”，囚禁治他的罪，消灭他的诗吗？现在已经不这样了，所以《诗经》流传到现在。《论衡》、《政务》，它们就像《诗经》一样，希望被采纳，却有人说有过错。这大概就是《论衡》这本书兴起的原因。况且凡是创作（可能）有的过错，是担心它的言论虚妄而且有诽谤。《论衡》实事求是、痛恨虚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等篇的言论，没有诽谤的言辞。创作像这样，可以免于罪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