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译文】：儒者解说《五经》，大多失掉了它们的真实情况。先前的儒者没有看清事情的本末，凭空产生虚妄的说法。后来的儒者相信前辈老师的言论，因循旧说陈述旧事，只是熟练地玩弄辞藻。如果得以名列某一师门之下，就急于以老师身份教授学生，以及及早做官，急切地竞相进取，没有闲暇集中精神、用心思，去考核事实的根本。所以虚妄的说法流传而不绝，真实的事理却埋没不现，《五经》全都失掉了真实面貌。《尚书》、《春秋》记载的事情比较明白，所以大略纠正一下关于它们篇题的粗略说法，来揭示篇中精微的文字内容。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於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於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

【译文】：解说《尚书》的人，有的认为原本有一百零二篇，后来遭遇秦朝焚烧《诗》、《书》，遗留下来的有二十九篇。说秦朝焚烧《诗》、《书》，是对的；说原本有一百零二篇，是虚妄的。大概《尚书》原本一百篇，是孔子传授的。遭遇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人伏生抱着百篇《尚书》藏到山里。孝景皇帝时，才开始保存《尚书》。伏生已经出山，景帝派晁错前往跟他学习《尚书》二十多篇。伏生年老去世，《尚书》残缺不全，晁错传给倪宽。到孝宣皇帝的时候，河内郡有个女子拆老房子，得到散失的《易》、《礼》、《尚书》各一篇，进献给朝廷。宣帝将它们交给博士看，然后《易》、《礼》、《尚书》各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到孝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在墙壁中得到百篇《尚书》。武帝派使者取来看，没有人能读懂，于是收藏在宫中秘府，外面的人不能见到。到孝成皇帝时，征召研究古文《尚书》的学者。东海人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了一百零二篇，献给成帝。成帝取出宫中秘藏的百篇《尚书》来校对，都不相符，于是将张霸交给法官治罪。法官禀告张霸的罪应判死刑，成帝看重他的才能而没有杀他，也爱惜他的文章而没有销毁。所以一百零二篇的《尚书》，流传在世间，那些传播看到的人就说《尚书》原本有一百零二篇了。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是指焚烧《诗经》这本书，那《诗经》的经文并没有被烧。那《诗经》只是烧掉了诗篇。“书”，是《五经》的总称。传文说：“男子不读经书，就会有赌博游戏的心思。”子路让子羔做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害了人家的孩子。”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为什么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呢？”《五经》总称为“书”。传述的人不知道秦朝焚书的起因，所以不清楚焚书的实情。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博士七十人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上前称颂秦始皇。齐国人淳于越进谏，认为始皇不分封子弟，最终会有像田常、六卿那样的祸乱，无法挽救，并讥讽周青臣的颂词，说那是阿谀。秦始皇将他的议论交给丞相府讨论，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话不可采纳，并因此说儒生们的言论惑乱百姓，于是命令史官把《五经》全部烧掉，有敢私藏《诗经》、《尚书》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判刑，只有博士官可以拥有。《五经》都被烧了，不仅仅是《诗经》这本书。传述的人相信了那种说法，看到说“诗书”就只认为是《诗经》这本书了。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译文】：传述的人有的知道《尚书》被秦朝焚烧，就说二十九篇是那些遗漏没有被烧掉的。果真像这样说的话，《尚书》二十九篇，是大火之后剩下的。那七十一篇都烧成炭灰了，唯独二十九篇遗漏下来了吗？伏生年老，晁错跟他学习时，只得到二十多篇。伏生死了，所以只有二十九篇出现，七十一篇散失了。散失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说二十九篇是散失的了。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於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译文】：有人说《尚书》二十九篇，是效法北斗星和二十八宿。四七二十八篇，另外一篇是斗，所以是二十九篇。《尚书》在秦朝几乎灭绝，那现存的二十九篇，哪里是效法什么呢？宣帝的时候，得到散失的《尚书》以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的篇数也才完备，哪里有什么效法呢？考察百篇的序言，缺失的有七十一篇，却单单为二十九篇建立效法的说法，这怎么讲？有人解释说：“孔子重新选定二十九篇，所以二十九篇独有效法的意义。”这大概是俗儒的说法，未必是传记中明确记载的。二十九篇残缺而不完备，有传授的人，就根据这不完备的篇数，建立取法天象的说法，这既丧失了圣人的原意，也违背了古今的实情。经书有篇，就像有章句一样。有章句，就像有文字一样。文字有意义来构成句子，句子有一定数量来连接成章，章有一定体式来构成篇，篇就是章句中大的单位。说篇有什么效法，这就是说章句又有什么效法了。《诗经》旧时也有几千篇，孔子删去重复的，整理保存了三百篇，这就像《尚书》二十九篇一样。说二十九篇有效法，这就是说三百零五篇也有效法了。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所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译文】：有人说《春秋》是效法十二个月。《春秋》记载十二位国君，如同《尚书》有一百篇。一百篇没有效法什么，十二位国君又哪里有效法呢？解说《春秋》的人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周遍，王道完备，褒扬善的、贬斥恶的，治理乱世，使它返回到正道，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像这样，人道、王道恰好完备了。三军有六师一万二千人，足以压倒敌人、讨伐寇贼，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是效法了什么。孔子作《春秋》，记载鲁国十二位国君，如同三军有六师；士兵一万二千人，如同年数有二百四十二年。六师一万二千人，足以组成军队；十二位国君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确立大义。解说事情的人喜欢神化道理、夸大义理，不这样就会遭到祸患。所以经传的篇数，都认为有所效法。考察它们的根本，讨论它们的文辞含义，和那些贤者著书作诗，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圣人编定经书，贤者写作书文，道理讲透彻了，文辞完备充分了，就成为一篇了。他们设立篇目，是按种类来归从，按条目来依附。不同的种类，论说不一，就另外分篇。意思不同文辞就不同，事情改变篇目就更换。根据事情和意思来写作，哪里有效法天象的意义呢？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敢二年。隐公元年，不载於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译文】：有人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是取上寿九十岁，中寿八十岁，下寿七十岁。孔子根据中寿的三世（每世八十年）而作，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说是为汉代（赤制）准备的中数。又说是二百四十二年，人道周遍，王道完备。如果根据三世之说，那么周遍完备的说法就错了；如果说周遍完备的说法是对的，那么根据三世的理论就错了。两种说法互相矛盾，却各自确立其义理，圣人的意思怎么确定呢？凡是记事标明年月日的，是为了详细慎重。《洪范》的五纪，就是岁、月、日、星辰、历数。记事的文字，并不是效法天象的言论。记载十二位国君在位年数，总计二百四十二年，大概这就是用来建立三世之说的依据了。实际上孔子记载十二位国君，是认为这十二位国君的事迹，恰好能够表现王道大义吗？根据三世之说，三世的年数，恰好够记载十二位国君吗？如果根据十二位国君，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为了表现三世了。如果根据三世，取三八的数目，二百四十年就够了，何必取二百四十二年？解说的人又说：“是想合上隐公的元年，不敢差两年。隐公元年，没有记载在经文里。”《春秋》既然是依据三世的数目而作，为什么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需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这终究是把周遍完备作为宗旨，依据三世的理论就不再适用了。说隐公在位五十年，是要全部记下他即位以来的年份呢？还是中途截断以凑足三八的数目呢？如果全部记下即位以来的年份，三八的数目就会中断；如果中途截断以凑足三世的数目，那么隐公元年就不相合，这怎么办呢？而且年和月日，只是大小不同罢了，它们所记载的，是同一回事。二百四十二年说它是依据三世，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必然也有数目。年数依据三世，月日的多少又依据什么呢？《春秋》有年数，如同《尚书》有章节。章节用来揭示要义，年数用来记载事件。说《春秋》的年数有所依据，这就是说《尚书》的章节也有所依据了。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义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後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译文】：解说《周易》的人都说是伏羲创造了八卦，周文王推演成六十四卦。圣王兴起时，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伏羲称王时，《河图》从黄河水中出现，那就是《易》卦。大禹的时候，得到《洛书》，书从洛水中出现，那就是《洪范》九章。所以伏羲用卦来治理天下，大禹依照《洪范》来治理洪水。古时候烈山氏（神农氏）称王时得到河图，夏朝人沿用它叫《连山》；归藏氏（黄帝？一说神农氏）称王时得到河图，殷朝人沿用它叫《归藏》；伏羲氏称王时得到河图，周朝人叫《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六十四卦，文王、周公根据彖辞十八章来探究六爻的义理。世间传说《周易》的人，说伏羲创造了八卦；不弄清它的本源，就认为伏羲真的创造了八卦。伏羲得到八卦，并不是创造；文王得到完整的六十四卦，也不是推演。“演”、“作”的说法，产生于世俗的传说。如果轻信一种说法，就会使那真正的源流几乎湮灭不存。既不知道《周易》就是河图，又不知道现在流传的是哪一家的《易》，也许是《连山》，也许是《归藏》，也许是《周易》。考察夏、殷、周三代的礼制相互增减的情况，很明显是不同的。如果因为周朝在后，就认为现在是《周易》，那么礼也应该是周礼。但《周礼》六典与现在的《礼经》不相符，现在的《礼经》未必是周礼，那么也就怀疑现在的《周易》未必就是《周易》了。考察左丘明的《左传》，引用周朝的卦象，与现在的《周易》相合，大概就是《周易》吧。

说《礼》者，皆知礼也，礼〔为〕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译文】：解说《礼》的人，都知道礼，但（现在所说的）礼是哪一朝的礼呢？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是可以知道的。”由此说来，夏、殷、周各自有各自的礼制。现在的是周礼呢？还是夏礼、殷礼呢？称之为周礼，是指《周礼》六典。考察现在的《礼经》不见六典，或许是殷朝的礼制没有断绝，而六典的礼制没有流传下来，世人因此认为这就是周礼呢？考察《周官》的法度与现在的《礼经》不相符，那么《周礼》六典是另一回事。它的没有流传，就如同古文《尚书》、《春秋》，《左传》不流行一样。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译文】：解说《论语》的人，都只知道解释文句而已，不知道《论语》原本有多少篇，只知道周代以八寸为一尺，却不明白《论语》独用一尺（的简）的用意。《论语》这本书，是弟子们共同记录孔子的言行，当时记录下来的很多，有几十上百篇，用八寸长的简来写，是为了记录得简略节约，携带方便。因为它属于传而不是经，传文记录下来恐怕遗忘，所以只用八寸长的简，不用二尺四寸长的简。汉朝兴起后有所散失，到武帝时打开孔子旧宅墙壁取出古文，得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加上齐地、鲁地流传的二种，河间献王得到的九篇：共三十篇。到昭帝时（有人说“女”可能是“时”字之误）研读二十一篇。宣帝交给太常博士，当时还称这书难以通晓，称它为“传”，后来改用隶书抄写以便传诵。起初孔子的后代孔安国用它来教鲁国人扶卿，扶卿官至荆州刺史，才开始叫《论语》。现在称为《论语》二十篇，又失掉了齐、鲁、河间的九篇。原本三十篇，分散亡失，有的只剩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字注释有的对有的错。解说《论语》的人，只知道用剖析分解的提问，用细枝末节的难题（来讨论），却不去探究根本的篇数章目。温习旧知识而能获得新理解，就可以做老师了；现在的人不了解古代，怎么可以称为老师呢？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译文】：孟子说：“王者采诗的事情废止了，《诗》就没了，《诗》没了然后《春秋》就产生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檮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按照孟子的话，《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和《乘》、《檮杌》相同。孔子沿用了旧的名称，来称呼《春秋》这部经，未必有什么奇特的说法、深奥的寓意、幽深完美的根据。现在的俗儒解释它：“春是一年的开始，秋是一年的结束。《春秋》这部经，可以奉始养终，所以称为《春秋》。”《春秋》这部经，和《尚书》有什么不同？《尚书》被认为是上古帝王之书，或者认为是上面做的下面记录的，根据事实来命名，不模棱两可、故意造作来显示奇特。解说《尚书》的人得到了经书的实情，解说《春秋》的人却失去了圣人的原意。《春秋左氏传》说：“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日食。没有记载日子，是史官漏记了。”说史官漏记的话，大概是实情。史官记事，就像现在县官的文书一样，年月尚且重大难以遗漏，日子微小容易忘记。大概记载是以善恶为实质，不以日月为意旨。至于公羊、谷梁的传，日月不具备，就随意解释。失去了平常之事的本来面目，有了怪异的说法，直截了当的文字，被弄出曲折的含义，这不是孔子的本心。《春秋》其实也说到冬、夏，不记载冬夏，也和没有记载日月一样，是同样的情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於秦，汉兴於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译文】：唐、虞、夏、殷、周，是土地的名称。尧以唐侯的身份继位，舜从虞地得以显达，禹由夏地而兴起，汤凭借殷地而兴盛，武王依靠周地而征伐，都是根据他们兴起昌盛的地方，重视根本不忘初始，所以用来作为国号，就像人有姓氏一样。解说《尚书》的人称它们为拥有天下的代号，说唐、虞、夏、殷、周，是功德的名号，是兴盛隆盛的意思。所以说唐的意思是“荡荡”（广大），虞的意思是“乐”，夏的意思是“大”，殷的意思是“中”，周的意思是“至”。尧就是荡荡（广大）百姓无法称赞；舜就是天下安乐；禹继承二帝的事业，使道德崇尚荡荡（广大），百姓无法称赞；殷朝就是道德适中；周武王就是功德无所不至。这种立论的意义很美，对五家的褒扬很大，然而违背了它们的真实情况，失去了它们的本意。唐、虞、夏、殷、周，就像秦之所以叫秦，汉之所以叫汉。秦兴起于秦地，汉兴起于汉中，所以就像秦、汉一样；就像王莽从新都侯起家，所以叫新朝。假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解说的人又会为秦、汉编造道德的说法了。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於时，观厥刑於二女。”观者，观尔虞舜於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於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於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译文】：尧年老寻求禅让，四方诸侯之长推举舜。尧说：“我将试试他吧！”解说《尚书》的人说：“试，就是用的意思；我将任用他做天子。”这是解释“天子”一词。经文又说：“（把两个女儿）嫁到那里，观察舜如何以法度对待二女。”“观”的意思是，让天下人观察你虞舜，不是说尧自己观察他。像这样的解说，是抬高尧、舜，认为圣人相见已经很清楚，不需要观察试验，精神光芒相互映照，豁然相信。又说：“（舜在）四门（接待宾客）恭敬和睦，进入大麓（山林），遇到暴风雷雨也不迷路。”说大麓，是三公的职位。居于三公之一的职位，总领其他二公的事务，众多事务都处理得很好，就像遇到疾风大雨一样。圣人才能高，但未必相互了解。圣人要成事，舜也难于识别奸佞，所以让皋陶陈述识别人的方法。奸佞难识别，圣人也难辨别。尧的才能，就如同舜的智慧一样。舜能识别奸佞，尧能识别圣人。尧听说舜贤能，四方诸侯之长推举他，心里知道他奇特但未必知道他的能力，所以说“我将试试他吧！”用职务来试验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治家的法度，职务处理得好而不荒废，为夫之道正直而不邪僻。又让他进入山林原野，来观察他的圣明，遇到暴风疾雨，终究不迷惑。尧这才知道他的圣明，把天下传给他。经文说“观”、“试”，就是观察试验他的才能。解说家认为这是比喻和增饰，使得事情失去了正确的意义，真诚的本意不存在了；曲解原意，使得虚假的说法流传不绝。编造的说法流传，错误已经很久了。后代精研的人，如果想阐明经义，不推究实情，而那些推究的人也只是校勘古籍、因循旧说，看重这些文字，用来作为解说的证据。经书的传注不可盲从，《五经》都有很多失实的说法。《尚书》、《春秋》，记载事实写成文字，比较显著可见，所以特别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