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闻弦歌之声，俱复封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经传也而有〔闻〕弦歌之声，文当兴於汉，喜乐得闻之祥也。当传於汉，寝藏墙壁之中，恭王〔闻〕之，圣王感动弦歌之象。此则古文不当掩，汉俟以为符也。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於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孔子曰“才难”，能推精思，作经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虽奸非实，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故不烧灭之。疏一椟，相遣以书，书十数札，奏记长吏，文成可观，读之满意，百不能一。张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汉世〔寡〕类，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以三府掾吏，丛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成帝赦张霸，岂不有以哉？

【译文】：孝武皇帝（汉武帝）封他的弟弟为鲁恭王。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来修建宫室，得到散佚的《尚书》一百篇，《礼》三百篇，《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听到弹琴诵诗的声音，又重新将其封闭涂抹，并上报给汉武帝。汉武帝派遣官吏去发掘取来，古代的经书《论语》，这时都出现了。经传中竟有听到弹琴诵诗的声音，这是文化当在汉朝兴盛的吉兆，是欢喜高兴得以听闻的祥瑞。这些经书应当流传于汉朝，却隐藏沉睡在墙壁之中，鲁恭王听到了它，这是圣王（功德）感动（天意）而出现弦歌之象。这说明古文不应当被埋没，汉朝等待它作为符应。孝成皇帝（汉成帝）读百篇《尚书》，博士和郎官吏员没有人能通晓，就征召天下能解说《尚书》的人。东海的张霸通晓《左氏春秋》，根据百篇《尚书》的序，用《左氏》的训诂来编造了一百零二篇，全部完成后上奏。汉成帝拿出宫中秘藏的《尚书》来考核校对它，没有一个字相对应的，汉成帝把张霸交给狱吏，狱吏判他犯了大不敬的罪。汉成帝惊异于张霸的才能，赦免了他的罪，也没有销毁他的经书，所以一百零二篇的《尚书》流传在民间。孔子说“人才难得”，（张霸）能够推衍精深的思考，写出百篇经书，才能高超卓越，是稀少的人才。汉成帝赦免他，是看重他的文才。虽然（他的书）虚假不实，但编排篇章句读，依据事类，有些像是真的，所以不烧毁它。写一封奏疏，用书信传送，写十几片竹简，呈报给长官，文章写成可观，读起来让人满意的，一百个里也做不到一个。张霸推衍精深思考达到百篇，在汉代少有同类，汉成帝赦免他，不也是应该的吗？杨子山（杨终）担任郡里的上计吏，看见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府）撰写《哀牢传》不能完成，回到郡里写好了呈上，孝明帝（汉明帝）认为他有奇才，征召他到兰台任职。以三公府的众多掾吏，人才聚集，却不能完成一篇。杨子山完成了它，皇上阅览了他的文章。杨子山的传记，难道一定完全准确吗？根据传闻来写，有大概的样子，汇集三公府的士人，始终不能写出来，杨子山写它，片刻之间并不困难。汉成帝赦免张霸，难道没有理由吗？

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时，使郎吏上奏，刘子骏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易》曰：“圣人之情见於辞。”文辞美恶，足以观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於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於积猗顿之财。”

【译文】：汉武帝时，下诏让百官对策，董仲舒的对策文章最好。王莽时，让郎官上奏章，刘子骏（刘歆）的奏章尤其华美。美好不会凭空产生，是才学高超智慧深邃的验证。《易经》说：“圣人的情思体现在文辞中。”文辞的美丑，足以观察一个人的才能。永平年间，神雀成群聚集，孝明帝下诏让群臣进献《神爵颂》，百官呈上的颂文，都如同瓦石般粗劣，只有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个人的颂文如同金玉，孝明帝阅览了它们。以百官人数之多，郎官吏员不止一人，只有五个人的文章好，这不是奇特又是什么？汉武帝喜爱《子虚赋》，征召司马长卿（司马相如）。汉成帝喜欢玩弄众多书籍，欣赏扬子云（扬雄），出入游猎，子云乘车随从。假使让长卿、桓君山（桓谭）、子云去做普通官吏，书写不能写满一牍，作文不能成句，那么武帝贪图他什么？成帝又想要什么？所以说：“玩味扬子云的文章，比担任千石俸禄的官还快乐；怀藏桓君山的书，比积累猗顿的财富还富足。”

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於内也。候气变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观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观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时，息於泽陂，蛟龙在上，龙觩炫耀；及起，楚望汉军，气成五采；将入咸阳，五星聚东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灭其文章；欲汉兴之，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

【译文】：韩非的书，流传到秦朝宫廷，秦始皇叹息说：“偏偏不能和这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陆贾的《新语》，每上奏一篇，高祖左右的人，都高呼万岁。那叹息思念那个人，与欢喜高呼万岁，难道是凭空产生的吗？实在是看到了其中的美妙，欢乐之气从内心发出。观测云气变化的，观测天不观测地，因为天，是文采光明的。衣裳穿在身上，花纹在衣上，不在裳上，上衣效法天。看手相的人看左手不看右手，因为左手（纹理）文明。占卜看右手，不看左手，因为右手（纹理）文明。《易经》说：“大人像虎一样变化，他的文采鲜明；君子像豹一样变化，他的文采华美。”又说：“观察天文，观察人文。”这是说天和人都以文采为观察对象，大人君子以文采为操守。高祖在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在湖泽边休息，有蛟龙在上面，龙角光彩闪耀；等到他起兵时，楚军观望汉军，云气形成五彩；将要进入咸阳时，五星聚集在东井宿，星宿有五色。上天或许憎恶秦朝，泯灭了它的文采；想要汉朝兴盛，所以先让汉朝承受天命，以文采作为祥瑞。

恶人操意，前後乖违。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後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五经之儒，抱经隐匿，伏生之徒，窜藏土中。殄贤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之及孙。李斯创议，身伏五刑。汉兴，易亡秦之轨，削李斯之迹。高祖始令陆贾造书，未兴《五经》。惠、景以至元、成，经书并修。汉朝郁郁，厥语所闻，孰与亡秦？王莽无道，汉军云起，台阁废顿，文书弃散。光武中兴，修存未详。孝明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今上即〔命〕，诏求亡失，购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声！唐、虞既远，所在书散；殷、周颇近，诸子存焉。汉兴以来，传文未远，以所闻见，伍唐、虞而什殷、周，焕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者星辰晓烂；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汉今为盛，故文繁凑也。

【译文】：恶人的心意，前后矛盾。秦始皇先前赞叹韩非的书，后来又被李斯的建议所迷惑；焚烧《五经》的文章，设立禁止私藏书籍的法律。研究五经的儒生，怀抱经书隐藏起来，伏生这些人，逃窜藏匿在土壁之中。灭绝圣贤的文章，他的罪过深重，延续到他的子孙。李斯首创焚书之议，自身遭受五刑。汉朝兴起，改变了灭亡的秦朝的制度，清除李斯的影响。高祖开始让陆贾著书，但还没有振兴《五经》。从惠帝、景帝以至元帝、成帝，经书都得到整理修习。汉朝文化昌盛，听到的那些说法，和灭亡的秦朝相比怎么样？王莽无道，汉军如云涌起，官署废弃停顿，文书丢弃散失。光武帝中兴，整理保存（文献）不够详尽。孝明帝时代喜好文人，都征召兰台的官员，文章豪杰会聚。当今皇上即位，下诏寻求散佚的书籍，用金钱购求招募，怎能没有喜好文治的声音！唐尧、虞舜已经很遥远，当时的书籍散失；殷、周比较近，诸子的书还存在。汉朝兴起以来，流传的文章时代不远，根据所见所闻，与唐尧、虞舜时代并列而十倍于殷、周，光辉灿烂文采繁盛，没有比这更兴盛的！天空晴朗，星辰就明亮灿烂；人性奇异，手掌的纹路就文采鲜明。汉朝如今正强盛，所以文章繁盛汇聚。

孔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於国，无补於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上书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

【译文】：孔子说：“文王死后，文化传统不就在我这里吗？”文王的文化，传承到孔子。孔子为汉朝制定文章，传承在汉朝。承受上天的文采。文人应当遵循五经六艺来作文，诸子传书是作文，造论著说是作文，上书奏记是作文，体现文德操守也是作文。在世上确立这五种文章，都应当是贤能的。造论著说的文章，尤其应该费力。为什么呢？抒发胸中的思想，议论世俗的事情，不仅仅是讽诵古经、续写旧文而已。议论发自内心，文章成于手中，不是解说经艺的人所能做到的。周朝、秦朝之际，诸子百家一起兴起，都论述别的事情，不歌颂君主，对国家没有益处，对教化没有补益。造论著说的人，歌颂君主恢宏国威，国家大业流传千载，君主的德行与日月相参，这不是那些诸子书传所能比得上的。上书陈述适宜的方略，奏记推荐官吏士人，一则为了自己，二则为了别人。繁复的文采华丽的辞藻，没有上书者应具备的文德操守。修养自身完善品行，却追求私利，没有为君主着想的。像这样，在五种文章中，议论者的文章是最多的。那么它的可尊崇就很明白了。

孔子称周曰：“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周之德，其可谓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设生汉世，亦称汉之至德矣。赵他王南越，倍主灭使，不从汉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陆贾说以汉德，惧以帝威，心觉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赵他之惑；鸿文之人，陈陆贾之说。观见之者，将有蹶然起坐，赵他之悟。汉氏浩烂，不有殊卓之声。文人之休，国之符也。

【译文】：孔子称赞周朝说：“唐尧、虞舜之后，到周朝最为兴盛，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孔子，是周朝的文人，假使生在汉朝，也会称赞汉朝的至高德行。赵佗在南越称王，背叛君主杀害汉使，不遵从汉朝制度，伸开两腿坐着梳着椎形发髻，沉溺于夷狄风俗。陆贾用汉朝的德行来劝说，用皇帝的威势使他畏惧，赵佗内心觉悟，猛然起身坐正。世俗儒生的愚昧，有像赵佗那样的迷惑；大文章家，陈述陆贾那样的说法。看到这些文章的人，将会有猛然起身坐正、像赵佗那样的觉悟。汉朝浩大灿烂，却没有特殊卓越的声音（来宣扬）。文人的美好，是国家的符瑞。

望丰屋知名家，睹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则眸子了，了者，目文了也。夫候国占人，同一实也。国君圣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锦於泥涂之中，闻见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当尊，不通类也。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於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

【译文】：望见高大的房屋知道是显贵人家，看见高大的树木知道是古老的都城。鸿篇巨著存在于国家，是圣明时代的验证。孟子通过观察人的眼珠来给人看相，心地清明眼珠就明亮，明亮，就是眼睛的文采明亮。那观察国家气象和占卜人的命运，道理是一样的。国君圣明文人就会聚集，人心聪慧眼睛就多有神采。把有花纹的锦绣踩踏在泥泞之中，听说看到的人，没有不痛心的。知道锦绣的可惜，却不知道文人应当被尊重，是不通晓类比。天上的文采和人的文采，文采难道仅仅是调弄笔墨，为了美丽的观赏吗？是记载人的行为，传播人的名声。善良的人希望被记载，想着努力行善；邪恶的人害怕被记载，尽力自我约束。那么文人的笔，就是鼓励善行惩罚恶行的。谥法用来表彰善行，也就是揭露恶行。加一个字的谥号，人们尚且受到劝勉和惩戒，听说知道的人，没有不自我勉励的。何况竭尽笔墨的力量，确定善恶的实情，言行全部记载，文章成千上万，流传于世，成为史册画卷，所以值得尊崇。

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於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贤圣定意於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後人观之，以〔见〕正邪，安宜妄记？足蹈於地，迹有好丑；文集於礼，志有善恶。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译文】：扬子云（扬雄）写作《法言》，蜀地有个富人携带千万钱，希望被记载在书中。子云不听从，说“富有却没有仁义的品行，就好像圈中的鹿，栏中的牛，怎么能胡乱记载？”班叔皮（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即《史记》），记载乡里人的恶行作为警戒。邪僻的人不走正道，就像木匠的墨线所弹劾的，怎么能避讳？所以子云不被钱财所劝动，叔皮不被私恩所阻挠。文人的笔，唯独是公正的啊！贤人圣人把心意定在笔端，笔端汇集成文章，文章具备情感显现，后人观看它，以此来辨别正邪，怎么能胡乱记载？脚踩在地上，脚印有好有丑；文章汇集于礼义，心志有善有恶。所以观察脚印来看脚，阅读文章来了解情志。《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论衡》的篇章有几十篇，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憎恶虚假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