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群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译文】：人类具备天地的容貌，怀有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本性，聪明精粹，是所有生命中最有灵性的。爪牙不足以满足嗜好欲望，奔跑不足以躲避利害，没有羽毛来抵御寒暑，必须役使外物来供养自己，运用仁爱智慧而不依赖力量，这就是人类尊贵的原因。所以没有仁爱就不能形成群体，不能形成群体就不能战胜外物，不能战胜外物则给养不足。形成了群体而给养不足，争夺之心就会产生，上古圣人卓越地率先实行恭敬谦让博爱的德行，众人心悦诚服而跟随他。跟随他而形成群体，这就是君；归附向往他，这就是王。《洪范》说：“天子作百姓的父母，是天下的王。”圣人取用类比来端正名分，而称群体为父母，阐明仁、爱、德、让是王道的根本。仁爱需要恭敬才能不败坏，德行需要威严才能长久树立，所以制定礼制来崇尚恭敬，设立刑罚来彰明威严。圣人自身既然具备明哲的本性，必然通晓天地的心意，制定礼制施行教化，建立法律设置刑罚，行动依据民情，而效法天、取象地。所以说：先王建立礼制，“效法上天的光明，依据大地的本性”。刑罚威狱，用来类比上天的雷霆闪电杀戮；温和慈爱惠泽祥和，用来效法上天的生长养育。《尚书》说“上天规定了礼仪的秩序”，“上天讨伐有罪的人”。所以圣人依据上天的秩序而制定五礼，依据上天的讨伐而制定五刑。最重的刑罚使用军队征伐，其次使用斧钺（斩首）；中等刑罚使用刀锯（割鼻、断足），其次使用钻凿（膑刑、黥刑）；轻刑使用鞭打。大的刑罚在郊野陈兵作战，小的刑罚在市场和朝廷执行，这种做法的由来是很久远的了。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讠雚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为州，州有牧。连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译文】：自从黄帝有涿鹿之战来平定（炎帝造成的）火灾，颛顼有对共工的战阵来平定水害。唐尧、虞舜的时代，是太平治世的顶点，尚且流放共工，放逐讙兜，驱逐三苗，诛杀鲧，然后天下归服。夏朝有甘扈的誓师，商朝、周朝用武力平定天下。天下平定之后，收藏起干戈，用文德进行教化，但仍然设立司马的官职，设置六军的军队，依据井田制来制定军赋。一里见方的土地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一十里见方；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一百里见方；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一畿一千里见方。有税有赋。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兵备。所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是十六井，配备战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一甸。一甸，是六十四井，配备战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披甲士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武器齐备，这叫做乘马之法。一同一百里见方，提封（总计封疆）一万井，除去山川沼泽盐碱地，城池邑里居所，园囿道路，计三千六百井，固定出兵赋的是六千四百井，配备战马四百匹，兵车一百辆，这是卿大夫采地中大的，叫做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见方，提封十万井，固定出兵赋六万四千井，配备战马四千匹，兵车一千辆，这是诸侯中大的，叫做千乘之国。天子王畿一千里见方，提封一百万井，固定出兵赋六十四万井，配备战马四万匹，兵车一万辆，所以称为万乘之主。战马、兵车、徒卒、干戈平时就准备好，春天整顿军队进行春搜（狩猎练兵），夏天拔营舍进行夏苗（除害保苗），秋天整治兵器进行秋狝（顺秋气杀伐），冬天大规模检阅进行冬狩（围猎），都在农闲时节讲习武事。五个诸侯国为一属，属设长；十个诸侯国为一连，连设帅；三十个诸侯国为一卒，卒设正；二百一十个诸侯国为一州，州设牧。连帅每年检阅兵车，卒正每三年检阅徒卒，各州牧每五年大规模检阅兵车和徒卒，这是先王为国家建立武备、充足兵力的大概方略。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日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虖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

【译文】：周朝的王道衰微，法度败坏，到齐桓公任用管仲，国家富强百姓安定。桓公问实行霸业用兵的方法，管仲说：“您想要整顿军队，修治武器装备，大国也将要修治，而小国有所防备，那就难以迅速实现志愿了。”于是就在整顿内政中寄托军令，所以军队的编制在里中确定，而军政在郊野形成。将百姓的什伍组织连接起来，居住在一起共同欢乐，死生共同忧患，祸福一起承担，所以夜战时声音能互相听到，白天作战眼睛能互相看见，情势危急时足以拼死相救。这种教令已经形成，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尊崇天子，从而安定中原各国。齐桓公死后，晋文公继起，也先安定他的百姓，制定被庐之法，总领统帅诸侯，轮流成为盟主。然而他们的礼仪已经有很多僭越差错，又随时苟且迎合以求速成的功业，所以不能充分符合先王的制度。齐桓、晋文二霸之后，逐渐衰微，到鲁成公作丘甲（按丘出甲），哀公按田亩征收军赋，春搜、冬狩、治兵、大阅这些事都失去了正规。《春秋》记载并讥讽这些，以保存王道。于是军队频繁出动，百姓疲惫困乏，没有坚守节操为国难而死的道义。孔子对此感到悲伤，说：“用未经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叫做抛弃他们。”所以称赞子路说：“仲由啊，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治理军赋。”而子路也说：“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加上有军队侵犯，接着又有饥荒，让我仲由来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百姓有勇气，并且懂得道义。”这就是治理军赋、用礼义来教导士兵的意思。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卬，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译文】：春秋之后，消灭弱国吞并小国，合并成为战国，逐渐增加了讲习武事的礼仪，作为游戏取乐，用来互相炫耀。而秦朝改名为角抵（摔跤），先王的礼仪淹没在过度的享乐中了。英雄豪杰之士顺应时势，施行权术诈谋来互相倾轧颠覆，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都能擒获敌人取得胜利，他们的著述流传后世。在这个时候，合纵连横，互相攻打征伐，交替称雄。齐愍王依靠技击（重视个人武技的士兵）而强大，魏惠王依靠武卒（精选的步兵）而奋起，秦昭王依靠锐士而取胜。世人正争逐功利，而游说之士以孙武、吴起为宗师。当时只有荀卿（孙卿）通晓王道，而非议他们说：“那孙武、吴起，推崇权势利益而崇尚机变欺诈；施行于暴乱昏庸的国家，君臣之间有嫌隙，上下离心，政治谋略不良，所以可以施行机变和欺诈。如果有仁德的人在上位，被下面的人仰望，就好像子弟保卫父兄，如同手脚捍卫头和眼睛，怎么可以抵挡呢？邻国看待我们，欢欣如同亲戚，芬芳如同椒兰，回头看看他们自己的君主，却像火烧仇敌一样。人之常情怎么肯为他们所厌恶的（别国君主）而去攻打他们所喜好的（我国君主）呢？所以用夏桀那样的君主攻打夏桀那样的君主，还有巧妙笨拙的区别；用夏桀那样的君主欺诈尧那样的君主，就像用鸡蛋碰石头，哪里有什么侥幸呢！《诗经》说：‘周武王竖起大旗，恭敬地手持大钺，气势如烈火般旺盛，就没有人敢阻挡我们。’这是说用仁义来安抚百姓的人，天下无敌。像齐国的技击，得到敌人一个首级就受赏金钱。对付弱小的敌人，还可以苟且使用；对付强大坚固的敌人，就涣散离散了。这是使国家灭亡的军队。魏国的武卒，穿着三层的铠甲，拿着十二石拉力的弩，背负五十支箭，把戈放在上面，戴着头盔佩着剑，携带三天的粮食，半天急行一百里，考试合格就免除他家的赋役，给予田地房屋的优待。像这样，那么土地虽然广阔，税收必然减少，他们的体力几年就会衰退。这是使国家危险的军队。秦国人，他们使百姓生计狭窄困厄，他们役使百姓残酷严厉。用权势胁迫他们，用困厄限制他们，用奖赏使他们习惯，用刑罚引导他们，使他们的百姓要想从上面获得利益，除了作战没有别的途径。功劳和奖赏互相促进，斩获五个甲士的首级就可以役使五户人家，这是最有办法的，所以能四代在天下取胜。然而这些都是追求奖赏追逐利益的军队，不过是雇佣和买卖的道理罢了，没有安于制度、珍惜节操的道理。所以虽然土地广阔兵力强大，却常常恐惧天下联合起来共同倾轧自己。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进入这个境界而有节制了。但还没有以仁义为根本。所以齐国的技击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直面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的有节制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的有节制的军队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CA76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译文】：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不布阵，善于布阵的人不作战，善于作战的人不失败，善于处理失败的人不灭亡。”像舜整顿百官，皋陶担任士（司法官），任命他们处理“蛮夷侵扰华夏，盗贼犯法作乱”，而刑罚没有用上，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而不布阵。商汤、周武王进行征伐，陈列军队誓师动员，然后流放擒获夏桀、商纣，这就是所谓善于布阵而不作战。齐桓公向南使强大的楚国臣服，让它向周王室进贡，向北讨伐山戎，为燕国开辟道路，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祀，功绩为霸主之首，这就是所谓善于作战而不失败。楚昭王遭遇吴王阖闾攻破郢都的祸难，国家灭亡自己出逃，父老乡亲送他。昭王说：“父老们回去吧！何必担忧没有君主？”父老说：“有这样贤明的君主啊！”一起跟随他。有人跑到秦国，号哭求救，秦国人为他出兵。两国合力，于是赶走了吴国军队，昭王返回国家，这就是所谓善于处理失败而不灭亡。像秦国凭借四代的胜利，占据黄河高山的险阻，任用白起、王翦这样的豺狼之徒，奋扬他们的爪牙，像捕猎禽兽一样攻取六国，从而吞并天下。穷兵黩武极尽诈术，士人百姓不归附，士兵徒隶这些人，反过来成为仇敌，像云一样集合起来，果然共同倾轧秦国。这是最下等的了。凡是军队，是用来保存危亡延续断绝，平定祸乱消除危害的。所以伊尹、吕尚这样的将领，子孙享有封国，与商朝、周朝并存。到了末世，苟且任用诈术武力，来满足贪婪残暴，急于攻城使得杀的人满城，争夺土地使得杀的人遍野。孙武、吴起、商鞅、白起这些人，都在前代自身被诛杀，而国家在后代灭亡。报应的趋势，各按其类别而到来，道理就是这样。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译文】：汉朝兴起，高祖自身具有神武的才能，施行宽厚仁爱的德政，总揽英雄豪杰，来诛灭秦朝、项羽。任用萧何、曹参的文治，采用张良、陈平的谋略，施展陆贾、郦食其的辩才，彰明叔孙通的礼仪，文治武功互相配合，大政方略得以实施。天下平定之后，沿袭秦朝制度在郡国设置材官（地方预备役步兵），京师有南军、北军的驻屯。到武帝平定百越，对内增设七校（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其中胡骑不常设，故称七校），对外有楼船（水军），都每年按时讲习练习，以修整武备。到元帝时，因为贡禹的建议，开始罢除角抵戏，但还没有端正治理军队、整顿师旅的事情。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

【译文】：古人有话说：“上天创造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一并使用它们，废弃任何一种都不行，谁能去掉武力呢？”鞭打之刑在家里不能松懈，刑罚在国家不能废除，征伐在天下不能停息。使用它有本末之别，实行它有顺逆之分罢了。孔子说：“工匠要想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工具。”文德，是帝王的利器；威武，是文德的辅助。文德施加得深，那么武力征服的范围就大；德政施行得广，那么威力制服的区域就宽。夏、商、周三代的盛世，达到刑罚搁置、兵器收藏不用，是因为本末有序，这是帝王最高的功业。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B062者，皆不为奴。

【译文】：从前周朝的法令，建立三种法典来治理诸侯国，督察四方：第一，治理新征服的邦国用轻典；第二，治理太平的邦国用中典；第三，治理混乱的邦国用重典。五刑：墨刑的罪名有五百条，劓刑的罪名有五百条，宫刑的罪名有五百条，刖刑的罪名有五百条，死刑的罪名有五百条，这就是所谓治理太平邦国用中典。凡是杀人者处死在市场，受墨刑的让他守门，受劓刑的让他守关，受宫刑的让他守宫内，受刖刑的让他守苑囿，受完刑（剃去鬓发）的让他守仓库。那些被设为奴隶的，男子归入罪隶，女子归入舂米做饭。凡是有爵位的人，以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与未龀（未换牙，指幼童）的孩子，都不设为奴隶。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译文】：周朝的王道已经衰微，穆王年老昏聩，命令甫侯审度时势制定刑法，来督察四方。墨刑之类的条目有一千，劓刑之类的条目有一千，膑刑之类的条目有五百，宫刑之类的条目有三百，死刑之类的条目有二百。五刑的条目共三千，大概比治理太平邦国的中典多五百章，这就是所谓治理混乱邦国用重典。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虖！”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译文】：春秋时期，王道逐渐败坏，教化不能推行，子产辅佐郑国而铸造刑鼎。晋国的叔向指责他说：“从前先王衡量事情轻重来判罪，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尚且不能禁止防范，所以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纠正，用礼仪来推行，用信用来守护，用仁爱来奉行；制定禄位来勉励他们服从，严格判刑处罚来威慑那些放纵的人。害怕还不够，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用善行来劝勉他们，用事务来教导他们，用和悦来役使他们，用严肃来面对他们，用威严来治理他们，用刚正来决断他们。尚且要寻求圣明智慧的君主，明察秋毫的官员，忠诚信实的长官，慈爱仁惠的老师。百姓这样才可以役使，而不发生祸乱。百姓知道有法律条文，就不会敬畏上司，并且有争夺之心，引用刑书作为依据，而且侥幸得以成功，（国家）就不能治理了。夏朝有乱政而制定《禹刑》，商朝有乱政而制定《汤刑》，周朝有乱政而制定《九刑》。这三部刑法的兴起，都是在衰落的时代。现在您辅佐郑国，制定三种刑法，铸造刑鼎，打算用此来安定百姓，不也是很困难的吗！《诗经》说：‘效法文王的德行，天天安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国信服。’像这样，哪里用得着刑法呢？百姓知道了争夺的依据，将会抛弃礼仪而征引刑书。锥尖刀末那样的小事，都将尽力争夺，混乱的狱讼日益增多，贿赂并行。在您这一代，郑国大概就要衰败了吧！”子产回复说：“像您说的这样，我公孙侨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是用来挽救当世啊。”苟且浇薄的政治，从此滋长起来了。孔子对此感到悲伤，说：“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规范他们，百姓就会有羞耻心而且归服；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规范他们，百姓只会免于罪过却没有羞耻心。”礼乐不兴盛，那么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那么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无所适从）。”孟孙氏让阳肤担任士师（法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也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治国之道，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如果审出犯罪的实情，就应该哀怜他们而不要沾沾自喜。”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

【译文】：逐渐衰落到战国时期，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实行连坐的法令，创立诛灭三族的刑罚；增加肉刑、死刑，有凿开头顶、抽去肋骨、用大锅烹煮的刑罚。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译文】：到了秦始皇，兼并了战国各国，于是毁弃先王的法令，废除掌管礼义的官员，专门使用刑罚，亲自处理文书，白天审理案件，晚上批阅文书，给自己定量每天处理一石（一百二十斤）重的公文。然而奸邪之事一并发生，穿赭色囚服的犯人堵塞了道路，监狱多得像市场一样，天下忧愁怨恨，终于崩溃而背叛了他。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译文】：汉朝兴起，高祖刚入关时，约法三章说：“杀人的处死，伤人和偷盗的抵罪。”废除削减烦琐苛刻的法律，万民非常高兴。之后四方夷族没有归附，战争没有停息，三章之法不足以防御奸邪，于是相国萧何收集秦朝法律，选取其中适合当时情况的，制定法律九章。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译文】：在孝惠帝、高后时期，百姓刚刚免于毒害，人们希望抚养幼小奉养老人。萧何、曹参担任丞相，用无为而治来安定，顺从百姓的欲望而不去扰乱他们，因此衣食逐渐增多，刑罚使用稀少。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译文】：等到孝文帝即位，自身修养沉静无为，鼓励督促农耕桑蚕，减轻减少田租赋税。而且将相都是旧日的功臣，缺少文采多有质朴，以亡秦的暴政为鉴戒，议论力求宽厚，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教化遍行天下，告发攻讦的风气改变了。官吏安于职守，百姓乐于本业，积蓄逐年增加，户口逐渐繁衍。风气流行忠诚厚道，法网宽疏。选用张释之担任廷尉，对有疑问的罪责从轻判处给与百姓，因此刑罚大大减省，以至于一年断案只有四百起，有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译文】：即位的第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诏令监狱逮捕押送到长安。淳于公没有儿子，有五个女儿，将要被捕的时候，骂他的女儿说：“生孩子不生男孩，有了危急情况没有用处！”他的小女儿缇萦，暗自悲伤哭泣，于是跟随她父亲到了长安，上书说：“我父亲做官吏，齐国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犯法应当受刑。我悲伤那死了的人不能复生，受了肉刑的人肢体不能再连接，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那条路也没有了。我愿意被没收入官府做奴婢，来赎抵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上书呈报给天子，天子怜悯悲伤她的心意，于是下令说：“诏令御史：听说在有虞氏（舜）的时代，用画特殊的衣冠、穿不同颜色花纹的衣服来作为刑罚，而百姓不犯法，这是多么极致的治理啊！现在的法律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不止，过错在哪里呢？难道不是我的德行浅薄而教化不明吗？我非常惭愧。所以教化引导不纯正而使愚昧的百姓陷入罪过，《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人们有过错，没有施行教化而刑罚已经施加了，有的人想改过向善，却没有途径可以达到，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到了截断肢体、刻划肌肤，终身不能恢复，这样的刑罚多么令人痛苦而不道德啊！哪里符合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呢！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来替代；并且命令罪人各自根据罪行的轻重，只要不逃亡，服刑一定的年数就可以免罪。具体制定为法令。”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译文】：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肉刑是用来禁止奸邪的，由来已经很久了。陛下发布英明的诏令，怜悯万民中一旦有过错受刑就终身不能恢复的人，以及罪人想改过向善却没有途径可以达到，陛下的盛德，是我们臣子所比不上的。我们谨慎地议论请求制定律令如下：那些应当受完刑的，改为完刑并服城旦舂的劳役；应当受黥刑的，改为髡钳（剃发戴枷）并服城旦舂的劳役；应当受劓刑的，改为笞打三百下；应当斩去左脚的，改为笞打五百下；应当斩去右脚，以及杀人而先自首的，以及官吏犯受贿枉法罪，看守官府财物而立即盗窃的，已经判罪定刑又有笞罪的人，都处以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罪人案件已经判决，服完城旦舂劳役，满三年后改为鬼薪、白粲（为宗庙砍柴、择米的劳役）。鬼薪、白粲服一年，改为隶臣妾（官奴隶）。隶臣妾服一年，免为庶人。隶臣妾服满两年，改为司寇（戍边）。司寇服一年，以及服作如司寇（类似司寇的劳役）两年的，都免为庶人。那些逃亡以及犯有耐罪（剃去鬓须，二年至四年刑）以上的，不适用此令。以前法令判处城旦舂年数而不是终身禁锢的，按照完为城旦舂的年数来免罪。我们冒死请求。”皇帝批示说：“可以。”这以后，表面上有了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死了很多人。斩去右脚的改为死刑。斩去左脚的笞打五百下，应当受劓刑的笞打三百下，大多被打死。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译文】：景帝元年，下诏说：“加笞刑与重罪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不能做正常人了。应当改定律令：笞打五百下的改为三百下，笞打三百下的改为二百下。”受刑的人还是不能保全。到中元六年，又下诏说：“施加笞刑，有的人到死还没打完，我非常怜悯他们。应该减少笞打三百下的改为二百下，笞打二百下的改为一百下。”又说：“笞刑，是用来教育人的，应该制定关于刑杖的法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求：“执行笞刑，刑杖长五尺，根部大一寸，用竹制成，末端薄半寸，都要削平竹节。应当受笞刑的，打臀部。不得中途换人，打完一个罪人的刑罚才能换人。”从此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然而酷吏仍然以此立威。死刑已经很重，而生刑（徒刑、笞刑等）又太轻，百姓容易触犯。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译文】：等到孝武帝即位，对外致力于征服四方夷族的功业，对内满足耳目声色的爱好，征发频繁，百姓贫困耗损，穷苦百姓犯法，酷吏严苛断案，奸邪违法之事不能禁止。于是招进张汤、赵禹这类人，分条制定法令，制定了见知故纵（知道别人犯罪不举报则连坐）、监临部主（上级对下属犯罪负有连带责任）的法令，减轻故意重判的罪责，加重对放纵罪犯的诛罚。这以后奸猾之徒玩弄法律，辗转互相攀比附会，法网逐渐严密。法律、法令共有三百五十九章，死刑的条文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项事例，死罪的判例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项事例。文书堆满了案几和楼阁，主管官员不能全部看完。因此郡国遵照执行时出现混乱，有的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奸邪的官吏借此进行交易，想要让犯人活命就附会使之活命的解释，想要陷害犯人就给予死罪的判例，议论的人都感到冤屈悲伤。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译文】：宣帝自从在民间时就知道情况如此。等到登上皇位，廷尉史路温舒上疏，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条现在还存在着，就是治理刑狱的官吏。这些话记载在《路温舒传》里。皇上深感悲痛，于是下诏说：“近来官吏运用法律，玩弄文字逐渐加深，这是我没有德行啊。判决案件不当，使得有罪的人兴起诈伪，无辜的人遭受杀戮，父子悲伤怨恨，我非常痛心。现在派遣廷尉史到郡国审案，职责轻俸禄薄，为此设置廷平，官秩六百石，定员四人。你们务必要使刑罚公平，以符合我的心意。”于是选用于定国担任廷尉，寻求明察宽恕的黄霸等人担任廷平，在秋末以后呈报案件请予评议。当时皇上常常到宣室，斋戒居住而裁决政事，狱讼刑罚号称公平了。当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圣王设置谏诤的大臣，不是为了崇尚德行，是防止安逸享乐的产生；建立法律彰明刑罚，不是为了作为治理手段，是拯救衰败混乱的兴起。如今英明的君主亲自倾听明察，即使不设置廷平，刑狱也会自然公正；如果为后代开启先例，不如删减订定律令。律令一旦确定，愚昧的百姓知道该避免什么，奸邪的官吏就没有办法玩弄手段了。现在不纠正根本，却设置廷平来处理末节，等到政治衰微、听断懈怠时，那么廷平就会揽权而成为祸乱的开端了。”宣帝没来得及修改订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译文】：到元帝（“元席”似为“元帝”之误）刚即位时，就下诏说：“法令，是用来抑制强暴扶助弱小，希望它难以触犯而容易避开的。现在法律、法令烦琐众多而不简约，连主管文书的人都不能明白清楚，却想用此来网罗百姓的过失，这哪里是刑罚适中的本意呢！应该议论法律、法令中可以废除减轻的，分条上奏，只在于便利安定百姓罢了。”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译文】：到成帝河平年间，又下诏说：“《甫刑》（即《吕刑》）说‘五刑的条目有三千，死刑的条目有二百’，现在死刑的刑罚有一千多条，法律、法令烦琐众多，有一百多万字，奇特的请求和其他的比附，一天天更加增多，连明白熟习的人都不知来由，想要用它来晓谕百姓，不也很困难吗！用这样的法网来罗织百姓，使他们夭折死亡或无辜受害，岂不悲哀吗！应该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明白熟习法律、法令的人商议减少死刑以及可以废除、减省的法律，使法律明白易知，分条上奏。《尚书》不是说了吗？‘要慎用刑罚啊！’你们要审核它们，务必依据古代法律，我将尽心审阅。”主管官员没有仲山甫那样奉行明令的才能，不能根据时势广泛宣扬君主的恩德，建立明确的制度。制定一代的法律，却只是钩取细微末节，列举几件小事，来搪塞诏命而已。因此重大的决议没有确立，于是直到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法律难以多次变更，这是庸人不通达事理，怀疑阻塞治国之道，是圣智之人常常忧虑的。所以大略列举汉朝兴起以来，法令逐渐确定而又符合古制便利当今的。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译文】：汉朝兴起的初期，虽然有约法三章，但法网疏漏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然而那时的死刑，还有诛灭三族的法令。法令说：“应当灭三族的人，都要先受黥刑，劓刑，斩去左右脚，用笞刑打死，斩下首级悬挂示众，将骨肉剁成肉酱在市场上陈列。那些诽谤咒骂的人，还要先割断舌头。”所以称之为具备五种刑罚。彭越、韩信这些人都受到了这种诛杀。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袄言令。

【译文】：到高后元年，才废除三族罪和袄言（妖言惑众）令。

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夫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译文】：孝文帝二年，又下诏给丞相、太尉、御史：“法律，是治国的准则，用来禁止暴行而保护善良的人。现在犯法的人已经论罪，却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连坐并被没收入官，我很不赞同。你们商议一下。”左、右丞相周勃、陈平上奏说：“父母、妻子、儿女、兄弟连坐及没收入官，是用来使他们心里有所牵累，从而慎重对待犯法。没收入官的做法，由来已经很久了。我们愚昧的意见，认为照旧便有利。”文帝又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诚实，判罪得当百姓就服从。况且治理百姓而用善行引导他们的，是官吏；既不能引导，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加罪于他们，这是法律反而危害百姓，成为暴行了。我没有看到它的便利，应该仔细考虑。”陈平、周勃于是说：“陛下有幸对天下施加大的恩惠，使有罪的人不收为奴婢，无罪的人不连坐，德行非常盛大，是我们臣子比不上的。我们恭敬地奉行诏令，全部废除收孥律和连坐法。”这以后，新垣平谋反，又实行了诛灭三族的刑罚。由此说来，风俗改变，人性相近而习染使他们相差很远，确实如此啊。以孝文帝的仁慈，陈平、周勃的智慧，尚且有过分的刑罚和错误的言论如此严重，何况是才能平庸沉溺于不良风气的人呢？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译文】：《周礼》有五种听讼方法、八种议罪减免、三种征询意见、三种宽宥、三种赦免的法律。五听：一是辞听（听其言辞），二是色听（观其神色），三是气听（察其气息），四是耳听（听其听觉反应），五是目听（观其眼神）。八议：一是议亲（皇亲国戚），二是议故（故旧），三是议贤（有德行），四是议能（有才能），五是议功（有功勋），六是议贵（高官显贵），七是议勤（勤劳国事），八是议宾（前朝王室后裔）。三刺：一是征询群臣，二是征询群吏，三是征询万民。三宥：一是弗识（不知法而犯罪），二是过失（无意犯罪），三是遗忘（忘记法令而犯罪）。三赦：一是幼弱（年幼），二是老眊（年老昏聩），三是蠢愚（痴呆愚笨）。凡是囚犯，“重罪要戴手铐脚镣，中罪戴手铐脚镣，轻罪戴手铐；王的同族人犯重罪只戴手铐，有爵位的人只戴脚镣，以待判决。”高皇帝七年，下诏给御史：“有疑问的案件，官吏有的不敢决断，有罪的人长期得不到论处，无罪的人长期被关押得不到判决。从今以后，县、道官员有疑难的案件，各自呈报所属的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根据罪名判决上报。不能决断的，都移送廷尉，廷尉也应当判决上报。廷尉不能决断的，谨慎地准备好奏章，附上应当比照的法律、法令上报。”皇上的恩德如此，官吏还是不能奉行宣扬。所以孝景帝中元五年又下诏说：“各种疑难的案件，即使根据法律条文可以判罪但在人心上不能信服的，就上报评议。”这以后狱吏又回避法律条文细微之处，满足他们愚昧的心思。到后元元年，又下诏说：“刑狱，是重要的事情。人有愚笨聪明，官有上下级别。疑难案件上报评议，有命令规定上报评议的官员已经上报评议而后认为不当的，上报评议的官员不算过失。”从此以后，刑狱判案更加详审，接近五听三宥的用意。三年又下诏说：“年高老迈的人，是人们所尊敬的；鳏夫、寡妇没有亲属连坐的，是人们所哀怜的。应该制定法令：年龄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以及怀孕未产的妇女，乐师、侏儒应当审讯拘押的，宽松拘押（不戴刑具）。”到孝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说：“我想到那些年老的人，头发牙齿脱落，血气已经衰弱，也没有叛逆作乱的心思，现在或许陷入法律条文，被关押在监狱，不能终其天年，我非常怜悯他们。从今以后，凡是年龄八十岁以上，不是诬告、杀伤人，其他罪都不连坐。”到成帝鸿嘉元年，制定法令：“年龄未满七岁，故意斗殴杀人以及犯有死罪的，上报廷尉请示，可以减免死刑。”符合三赦中对幼弱、老眊之人赦免的精神。这些都是法令逐渐接近古代而又便利百姓的。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

【译文】：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才可以克服残暴、去除杀戮。”这是说圣王承接衰世拨乱反正而兴起，用德教覆盖百姓，改变而教化他们，必须经过三十年然后仁道才能成就；至于善人，未能达到最高境界，但仍然需要一百年才能克服残暴、去除杀戮。这是治理国家者的法式。现在汉朝的气运极为昌盛，经历世代二百多年，考察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六代之间，判处死刑的案件，大概每年每一千多人中有一人，判处耐罪（徒刑）以上到斩右脚罪的，是死刑的三倍多。古人有话说：“满堂的人饮酒，有一个人向着角落悲伤哭泣，那么满堂的人都因此而不快乐。”王者对于天下，就好比在一堂之上，所以有一个人得不到公平，内心就会为他感到凄怆。现在郡、国每年受刑而死的人数以万计，天下监狱有两千多所，其中冤死的人多少相互重叠，监狱没有减少一个人，这就是祥和之气未能融洽的原因。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C224不平之所致也。《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

【译文】：推究刑狱案件如此繁多的原因，是礼教没有建立，刑法不明确，百姓大多贫穷，豪强专谋私利，奸邪不能及时被抓获，狱讼审理不公所导致的。《尚书》说“伯夷颁布法典，用刑法制服明智的百姓”，说的是制定礼仪来制止刑罚，就好像堤防用来防止洪水泛滥。现在堤防（礼教）崩坏，礼制没有建立；死刑超过制度规定，生刑（徒刑等）容易触犯；饥寒交迫，人穷困就会胡作非为；豪强专擅私利，成为（奸邪的）庇护者，奸邪有所隐藏，就会习以为常而逐渐扩大：这就是刑罚繁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减少刑罚，这是抓住了根本；现在懂得法律的人不错放有罪的人，这是抓住了末节。”又说：“现在审理案件的人，寻求的是怎样杀掉犯人；古代审理案件的人，寻求的是怎样让犯人生存。”与其错杀无辜，宁可错放有罪。现在的狱吏，上下互相驱使，以苛刻为明察，判案严酷的人获得功名，判案公平的人多遭祸患。谚语说：“卖棺材的人希望每年都有瘟疫。”不是憎恨人想要人死，而是利益在于人死。现在治理刑狱的官吏想要陷害人，也就像这样了。这五种弊病，就是刑狱案件尤其多的原因。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译文】：从建武（光武帝年号）、永平（明帝年号）以来，百姓也刚刚免除战争的祸患，人们有乐于生存的愿望，与高祖、惠帝时期相同，而政令在于抑制豪强扶助弱小，朝廷没有作威作福的权臣，城邑没有豪杰侠客。按人口比例计算，判决案件比成帝、哀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可以称得上清明了。然而还不能称心如意与古代盛世相比隆盛，是因为那些弊病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刑罚的根本没有端正。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鲸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译文】：说得好啊！荀卿（孙卿）关于刑罚的论述，他说：“世俗有一种说法，认为上古太平时代没有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比如让人穿麻鞋、穿赭色衣服而不加装饰，这是不对的。如果认为上古是太平盛世，那么人们就没有犯罪的了，哪里只是没有肉刑呢，连象征性的刑罚也用不着了。如果认为人或许犯罪了，而只是减轻他们的刑罚，那是杀人者不处死，伤人者不受刑。罪行很重而刑罚很轻，百姓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凡制定刑罚的根本，是要用来禁止暴行罪恶，并且惩戒后来者。杀人者不被处死，伤人者不受刑罚，这是施惠于暴徒而宽恕恶行。所以象征性的刑罚不是产生于太平的上古，正兴起于混乱的当今。凡是爵位官职，奖赏刑罚，都是按类别相随的。一件事情失当，就是祸乱的开端。德行与爵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奖赏与功劳不相称，刑罚与罪行不相称，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征讨暴虐诛杀叛逆，是治理天下的威严。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帝王所相同的，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所以社会安定刑罚就重，社会混乱刑罚就轻，因为在安定时期犯罪所以惩罚重，在混乱时期犯罪所以惩罚轻。《尚书》说‘刑罚根据时世有重有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象征性的刑罚只是为了彰明（惩戒）”，说的是效法天道来制定刑罚，哪里有穿麻鞋赭衣这样的象征性刑罚呢？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而御駻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

【译文】：荀卿的话既然是这样，又根据世俗的说法来论述说：“大禹承继尧、舜之后，自认为德行衰微而制定了肉刑，商汤、周武王沿袭并实行它，是因为风俗比唐尧、虞舜时代淡薄了。现在汉朝承继衰落的周朝和暴虐的秦朝极端弊坏的流风，风俗已经比夏、商、周三代更淡薄了，却实行尧、舜时代的刑罚，这好比用马络头去控制凶悍的马的冲撞，违背了挽救时弊的适宜做法。而且废除肉刑，本意是想保全百姓，现在去掉髡钳（剃发戴枷）这一等刑罚，犯人转而进入死刑，用死刑来网罗百姓，失去了原本的恩惠。所以每年处死的人数以万计，这是刑罚过重所导致的。至于挖墙洞的盗贼，愤怒伤人，男女淫乱放荡，官吏贪污受贿，像这样的恶行，髡钳的惩罚又不足以惩戒了。所以每年受刑的人数以十万计，百姓既不怕，又毫不羞耻，这是刑罚过轻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世俗所谓能干的官吏，公然以诛杀盗贼来立威，专擅杀人的被认为能胜任，奉行法律的被认为治理不好，扰乱名分损害制度，不能一一列举。因此法网严密而奸邪不能堵塞，刑罚繁多而百姓更加轻慢。必须经过三十年还不能实现仁政，一百年还不能克服残暴，确实是因为礼乐缺失而刑罚不端正。难道不应该思考那些澄清本源端正根本的议论，删改订定法律、法令，使其简约到二百章，来对应死刑（指减少死罪条款）。其余罪行的等级，在古代应当活命的，现在触犯却判死刑的，都可以招募愿意接受肉刑的人来实行肉刑。至于伤人和盗窃，官吏受贿枉法，男女淫乱，都恢复古代的刑罚，定为三千章。那些诋毁欺诈、玩弄法律条文罗织细微罪行的法律，全部废除。像这样，那么刑罚令人畏惧而禁令容易避开，官吏不能专擅杀人，法律没有两种标准（解释），刑罚轻重与罪行相当，百姓的生命得以保全，符合刑罚适中的原则，充实天人之间的和谐，顺应考察古制的准则，成就时代和顺的教化。成王、康王时代刑罚搁置不用的局面，虽然未必能达到，孝文帝时代审理案件（刑措之风）的水平，或许可以达到。《诗经》说“使人民和顺，使百官得当，从上天接受福禄”。《尚书》说“建立功勋成就事业，可以使国运长久”。说的是治理政事能使百姓适宜的人，功业成就事业成功，就能接受上天的福禄而享有长久的国运，这就是所谓“天子有善行，万民都依赖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