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译文】：董仲舒是广川人。年轻时研究《春秋》，汉景帝时担任博士。他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讲诵经典，弟子们根据入学时间长短先后转相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甚至没见过他的面。他大概三年不曾观赏过园圃，专心致志到如此程度。他的举止行动，不合乎礼的事不做，学士们都把他当作老师来尊敬。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译文】：汉武帝即位后，荐举贤良文学士前后一百多位，而董仲舒以贤良的身份参加策问。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译文】：皇帝下制书说：“我继承了先帝最尊贵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传之无穷而施行于无极，责任重大而职守艰巨，因此日夜不得安宁，长久思考万事万物的道理，唯恐有所遗漏。所以广泛邀请四方的豪杰俊才，郡国诸侯公推选拔那些贤良、修身洁行、博学多识的士人，想听听治国大道的要领，至高无上的议论。现在大夫您德高望重，被推举为第一名，我非常赞赏。大夫您要精心思考，我将虚心听取您的高见并询问问题。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译文】：我听说五帝三王治理天下之道，是改变制度、创制雅乐而使天下融洽和睦，历代帝王都是相同的。虞舜时的音乐没有比《韶》更美妙的了，周朝没有比《勺》更盛大的了。圣王去世后，钟鼓管弦的声音并未衰微，但治国大道却逐渐缺损，衰败到夏桀、商纣那样的行为，王道就完全崩坏了。五百年之间，遵守先王成法的君主，当权的士人，想效法先王的法令制度来辅助当世的很多，然而还是不能返回正道，反而日益衰亡，直到后世君主才停止，难道是他们所持守的或许悖谬而失去了统绪吗？还是上天降下的命令不可复返，一定要推演到大衰败然后才停止呢？唉！凡我所做的这些琐碎事情，早起晚睡，致力于效法上古，又将无济于事吗？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它们的符瑞在哪里？灾祸怪异的变故，缘何而起？性命的实情，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厚有的鄙陋，常常听到这些名目，但未能洞察其中的道理。我想使教化流行而政令畅行，刑罚减轻而奸邪改正，百姓和睦安乐，政事宣明昭著，如何整治如何修饰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登，德泽润及四海，恩惠达到草木，日月星三光齐全，寒暑季节平顺，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灵应，德泽洋溢，施及境外，延及众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译文】：大夫您通晓先圣的业绩，熟悉习俗教化的变化，事物终始的顺序，研讨听闻高深道理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请明白地告诉我。请分门别类地条列，不要琐碎也不要合并，采取适当的方法，谨慎地表达出来。如果有不正不直，不忠不极，冤枉了办事官员的，写下它不要泄露，由我亲自来处理，不要害怕后患。大夫您要尽心，不要有所隐瞒，我将亲自阅览。

仲舒对曰：

【译文】：董仲舒回答说：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译文】：陛下发出仁德的诏令，下达英明的指示，探求天命和情性，都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臣谨慎地依据《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观察天和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关系，是非常可敬畏的。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义的败亡，上天就先出现灾害来谴责告诫它，如果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现怪异的现象来警告恐吓它，还不知道改变，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到来。由此可见上天是仁爱君主而想制止祸乱的。只要不是非常无道的时代，上天都想扶助并保全安定它，事情只在于君主努力自强罢了。努力自强地学习，那么见闻就会广博而智慧更加明达；努力自强地实行道义，那么德行就会日益兴起而大有功效：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有效验的。《诗经》说“从早到晚不懈怠”，《尚书》说“努力啊努力啊！”都是说要努力自强的意思。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译文】：道，是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仁义礼乐都是道的具体表现。所以圣王去世后，他的子孙能长久安宁几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君王在没有创作新乐的时候，就采用前代君王遗留的、适合于当代的雅乐，用来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效果没有达到，雅颂之乐就不能完成，所以君王功业成就后才创作音乐，用音乐来颂扬他的德行。音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它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心显著。所以声音产生于和谐而源于情感，接触到肌肤，深藏于骨髓。因此王道即使稍有缺失，而管弦之声并未衰微。虞舜执政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然而歌颂他的音乐遗风还有保存下来的，所以孔子在齐国还能听到《韶》乐。君主没有不想国家安定存在而厌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这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得当，而所遵循的不是正道，因此政治日益衰败。周朝的道统在幽王、厉王时衰微，并不是道统丧失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思念往昔先王的德行，复兴停滞的事业，补救弊政，彰显文王、武王的功业，周朝的道统灿烂复兴，诗人赞美他而作诗，上天眷顾他，为他降生贤能的辅佐，后世称颂他的通达，至今不绝。这是日夜不懈行善所导致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衰在于自己，并不是上天降下的命令不可复返，而是君主所持守的悖谬而失去了统绪。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译文】：臣听说上天所特别拥立让他成为君王的人，必定有不是人力所能招致而自己到来的东西，这就是承受天命的符瑞。天下的人同心归附他，就像归附父母一样，所以上天降下的祥瑞应和诚心而到来。《尚书》说“白鱼跳入武王的船中，有火球返回到武王的屋顶，变成乌鸦”，这大概就是承受天命的符瑞。周公说“重复啊重复啊”，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不会孤单，必定有邻人”，这都是积累善行和德政的效验。到了后世，君主放纵享乐，国势衰微，不能统领治理百姓，诸侯背叛，残害良民来争夺土地，废弃德政教化而专用刑罚。刑罚不适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聚在下，怨恨厌恶积蓄在上。上下不和，就会导致阴阳错乱而灾祸怪异就产生了。这就是灾祸怪异缘起的原因。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译文】：臣听说天命是上天的命令，本性是生来的资质，情欲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厚有的人鄙陋，是陶冶而成的，不能纯粹完美，因为存在治世和乱世的不同，所以不齐一。孔子说：“君子的品德像风，小人的品德像草，草被风吹必定倒伏。”所以尧、舜施行德政那么百姓就仁厚长寿，桀、纣施行暴政那么百姓就鄙陋夭折。在上位的人教化在下位的人，在下位的人服从在上位的人，就像泥土放在转轮上，完全由陶工来制作；又像金属在熔炉里，完全由冶工来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会归附；动员他们，他们就会和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译文】：臣谨慎地考察《春秋》的文字，探求王道的开端，从“正”字得到了启示。“正”字在“王”字后面，“王”字在“春”字后面。春，是上天所为；正，是君王所为。它的意思是说，君王上承上天所为，而下用以端正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端正王道的开端吧。既然如此，那么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就应该向天寻求开端。天道最大的体现在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戮而德主生长。因此阳常处于盛夏，而以生育长养为职责；阴常处于严冬，而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由此看来上天是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的。上天让阳出现布施于上而主持一年的收成，让阴隐伏于下而适时出现辅助阳；阳得不到阴的帮助，也不能单独完成一年的时序。但最终以阳来命名年岁，这就是上天的意旨。君王秉承上天的意旨来行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不可以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治理政事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弃了先王设置德教官职的制度，而只任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这岂不是任用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加以诛杀叫做残虐。”残虐的政治施行于下，却想使德教覆盖四海，所以难以成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译文】：臣谨慎地考察《春秋》所讲的“一元”的含义，“一”是万物的开始，“元”是言辞中所说的大。称“一”为“元”，是重视开端而想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其根本，而反过来从尊贵者开始。所以作为君主，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了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了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了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统一于正道，而没有邪气在其中作乱了。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百姓繁衍，五谷丰熟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受到润泽而非常丰美，四海之内听到盛德而都来称臣，各种有福的事物，可以招致的祥瑞，无不全部到来，这样王道就实现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译文】：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图，我这一生恐怕要完了吧！”他是为自己本可以招致这些东西，但身份卑贱无法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于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泽深厚，智慧英明而意旨美好，爱护百姓而喜好贤士，可以说是仁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而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大概都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而万民不正啊。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用教化作为堤防来约束，就不能制止。因此教化建立而奸邪都被制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弃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制止，是因为它的堤防毁坏了。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南而坐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大事来抓的。在国都设立太学来进行教育，在城邑设立学校来进行教化，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他们的刑罚很轻而禁令无人触犯，是因为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啊。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译文】：圣王继乱世之后，扫除乱世的痕迹而全部去掉它，重新修治教化并推崇兴起它。教化已经昌明，习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实行了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朝末年，大肆推行无道政治，因而失去了天下。秦朝继周朝之后，偏偏不能改正，反而更加严重，严禁学术文化，不准携带书籍，抛弃礼义而厌恶听到它，它的本心是想完全消灭先圣的治国之道，而专搞随心所欲、苟且简化的统治，所以即位为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破败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过像秦朝这样用乱政来加剧乱世，大大地败坏天下百姓的。它的遗毒和残余的酷烈影响，至今没有消灭，使得习俗浅薄恶劣，百姓愚顽，抵触冒犯，殊死抗拒，竟然败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的墙壁无法粉刷。”现在汉朝继秦朝之后，就像朽木和粪土垒的墙壁了，虽然想好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办法。法令一公布奸邪就产生，命令一下达欺诈就兴起，好像用开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柴草去救火，只会更加严重而毫无益处。我私下打个比方，琴瑟的音调不和谐，严重的必须拆下弦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而政令不能推行，严重的必须改变而重新变革，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安装而不重新安装，即使有好的乐工也不能调好音；应当变革而不变革，即使有大的贤才也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想好好地治理但到现在还不能好好地治理，失误就在于应当变革而没有变革。古人有句话说：“站在深潭边羡慕鱼，不如回去编织渔网。”现在面对朝政而希望治理好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过头来进行变革；变革就可以好好治理，好好治理那么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说：“适合百姓适合众人，从上天那里接受福禄。”治理政事而适合百姓的，本来就应当从上天那里接受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君王应当整治的；这五者整治好了，所以能受到上天的眷顾，而享受鬼神的灵应，恩德施及境外，延及众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译文】：天子看了董仲舒的对答感到惊奇，于是又下策问说：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译文】：制书说：听说虞舜的时候，在廊檐下漫步，垂衣拱手，无所作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而天下也治理好了。帝王治国之道，难道不是同一个道理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相差这么大呢？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译文】：大概俭朴的君主不制作黑色和黄色的旌旗装饰。到了周朝，设立两座宫阙，乘坐大车，手持红色的盾和玉饰的斧，六十四人的舞队在庭中排列，而颂扬之声兴起。帝王之道难道有不同的旨趣吗？有人说好的玉不需要雕琢，又有人说没有文采就无法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是不同的。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译文】：殷朝人执行五刑来督察奸邪，损伤肌肤来惩罚罪恶。周成王、康王不采用这些刑罚，四十多年天下没有人犯法，监狱空虚。秦朝使用这些刑罚，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随处可见，真是可悲啊！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译文】：唉！我早起晚睡，一心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度，长久思考用来奉行至尊之道、彰明宏伟大业的方法，都在于致力根本、任用贤才。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来为农民做表率，鼓励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尊崇有德行的人，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慰问勤劳的人，抚恤孤独的人，竭尽思虑和心神，但功业美德还不能说已经获得。现在阴阳错乱，邪气充满，万物很少顺利生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廉耻混淆，贤与不肖混杂，不能得到真实情况，所以广泛邀请特出的士人，希望能有收获！现在大夫您等待诏命的一百多人，有的谈论时务而不能解决问题，考察上古又有所不同，用当今的情况来检验又难以实行，难道是被文辞所束缚而不能尽情发挥吗？还是所遵循的方法不同，所听到的途径不一样呢？请各自详尽回答，写在篇籍上，不要忌讳主管官员。阐明要旨大略，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

仲舒对曰：

【译文】：董仲舒回答说：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译文】：臣听说尧承受天命后，以天下为忧虑，而不以君位为快乐，所以诛杀驱逐乱臣，致力于寻求贤圣，因此得到了舜、禹、稷、契、皋陶。众多圣贤辅助德政，贤能的人辅佐职事，教化广泛推行，天下和睦融洽，万民都安于仁德乐于道义，各得其所，行动合乎礼，从容符合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出现，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尧在位七十年，于是让位给舜。尧去世后，天下不归附尧的儿子丹朱而归附舜。舜知道无法推辞，就登上了天子之位，任用禹为相，凭借尧的辅佐大臣，继承尧的传统功业，因此垂衣拱手无所作为而天下大治。孔子说“《韶》乐极其美妙，又极其完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到了商纣王，违背天意残害万物，杀戮贤人智者，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者，隐居而不做臣子。在职的官员都奔走逃亡，隐入河海。天下混乱，万民不安，所以天下人离开殷朝而跟随周朝。周文王顺应天意治理万物，以贤圣为师并任用他们，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在朝廷。他爱护施恩于万民，天下归附他，所以太公从海滨出来就担任了三公。在这个时候，纣王还在君位上，尊卑秩序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文王哀痛而想安定他们，因此忙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孔子作《春秋》，首先端正君王的名分然后统系万事，表现了他作为素王的文德。由此看来，帝王的治国纲要是相同的，然而劳苦安逸不同，是因为所遇到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极其美妙，但还不十分完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译文】：臣听说制度、文采、黑色黄色的装饰，是用来表明尊卑，区别贵贱，而勉励有德行的人的。所以《春秋》记载承受天命的君主首先要制定的，是改变历法，变换车马服饰的颜色，用来顺应上天。那么官制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法度才这样的。所以孔子说：“奢侈就显得不谦逊，俭朴就显得鄙陋。”俭朴不是圣人的适中制度。臣听说好的玉不需要雕琢，是因为它的资质润泽美好，不需要雕刻，这与达巷党人（指项橐）不学习而自知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普通的玉不雕琢，就不能形成花纹；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他的德行。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译文】：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年幼时就让他们学习，长大后就根据才能授予职位，用爵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罪恶，所以百姓懂得礼义而以冒犯尊上为耻。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暴的贼人，周公制作礼乐来加以文饰，到了成王、康王的隆盛时期，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推行和仁义流传的结果，不仅仅是损伤肌肤的刑罚的效果。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法治，推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以贪婪凶狼为风俗，不是用文德来教育训导臣下。只按罪名诛杀而不考察实情，做好事的不一定能免罪，而作恶的未必受刑。因此百官都粉饰虚言而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有背叛君上的念头；制造虚假掩饰欺诈，追逐利益没有羞耻；又喜欢任用残酷的官吏，征收赋税没有限度，耗尽百姓的财力，百姓流离失所，不能从事耕种纺织的本业，盗贼四起。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随处可见，而奸邪不止，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整治他们，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译文】：现在陛下兼并天下，海内无不归顺服从，广泛观察，全面听取，充分采纳群臣的智慧，尽收天下的美好，崇高的德行昭著，施及境外。夜郎、康居，远在万里之外，都悦服德政归附仁义，这是太平盛世的气象。然而功德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的原因，大概是王心没有放在这上面吧。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放在心上罢了。”希望陛下依据所听到的道理，在心中确立诚意并努力实行它，那么和夏禹、商汤、周文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译文】：陛下亲自耕种籍田来为农民做表率，早起晚睡，为万民忧虑操劳，思考往古的事情，而致力于寻求贤才，这也是尧、舜的用心啊，然而还不能说有所收获，是因为士人一向没有受到激励。平时不培养士人而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要求它有花纹一样。所以培养士人最重要的，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成才的关键，是教化的本源。现在以一个郡、一个国的人数，却没有能应对策问的人，这说明王道常常中断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高明的老师，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问他们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应该就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表，是用来继承流传君主的德泽而宣扬教化的；所以师表不贤，那么君主的德泽就不能宣扬，恩惠就不能流传。现在的官吏既然不教育训导百姓，有的又不奉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邪之人做交易，贫穷孤弱的人，蒙冤受苦失去常业，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邪气充塞，万物很少顺利生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都是因为长官不明智，才导致这样的。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译文】：长官大多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为郎官，又凭财产多，未必是贤才。况且古代所说的功绩，是根据担任官职是否称职来区分等差，不是说任职时间长久。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很久，也不会超过小官；贤才即使任职时间不长，也不妨碍成为辅佐大臣。因此主管官员竭尽全力和智慧，致力于治理自己的事务而追求功绩。现在却不是这样。凭任职时间长来取得高位，凭积累资历来获得官职，因此廉耻混淆，贤与不肖混杂，不能得到真实情况。臣愚昧地认为可以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拔他们管辖的官吏百姓中的贤者，每年贡举两人到朝廷担任宿卫，并且以此来观察大臣的才能；所贡举的人贤能的有赏，所贡举的人不贤的受罚。像这样，诸侯、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寻求贤才，天下的贤士就可以得到并任命为官了。遍得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就容易做到，而尧、舜的名声也可以赶上了。不要凭任职时间长短论功，实际考察贤能为上，衡量才能授予官职，记录德行确定职位，那么廉耻就会不同路，贤与不肖就会分开了。陛下施加恩惠，宽恕臣的罪过，让我不要被文辞束缚，能够切磋研究，臣怎敢不竭尽愚忠！

于是天子复册之。

【译文】：于是天子又下策问。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译文】：制书说：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当今得到检验”。所以我询问天道与人事的感应关系，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纣，逐渐衰微逐渐灭亡、逐渐昌明逐渐兴盛的道理，虚心改正。现在大夫您通晓阴阳所以能化育万物的原理，熟悉先圣的道统功业，然而文采还没有充分发挥，难道是对当世的事务感到困惑吗？条理还没有贯通，纲纪还没有终结，想来是我的不明智吧？还是听起来感到迷惑呢？夏、商、周三王的教化所师承的不同，但都有缺失，有人说长久不变的是道，难道旨趣有差异吗？现在大夫您既然已经阐明大道的极致，陈述了治乱的本原了，请详尽地探究它，反复地思考它。《诗经》不是说过吗，“唉呀你们君子啊，不要常常安逸休息，神明听到了，会赐给你们大福。”我将亲自阅览，大夫您要努力阐明它。

仲舒复对曰：

【译文】：董仲舒又回答说：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译文】：臣听《论语》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现在陛下有幸施加恩惠，留心听取我这个继承学业的臣子的意见，又下达英明的策问，来督促我的思想，而要彻底探究圣德，不是愚臣所能详尽陈述的。以前所呈上的对答，条理没有贯通，纲纪没有终结，言辞没有分辨明白，旨意没有表达清楚，这是臣学识浅薄的罪过。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译文】：策问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当今得到检验。”臣听说天是万物的始祖。所以普遍覆盖包容而没有区别，设立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经历阴阳寒暑来完成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而建立道，也是普遍爱护而没有偏私，广布德泽施行仁政来厚待万物，设立道义制定礼仪来引导百姓。春季是上天用来生育万物的季节，仁爱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品德；夏季是上天用来长养万物的季节，德政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霜冻是上天用来肃杀万物的，刑罚是君主用来惩罚罪恶的。由此说来，天道与人事的应验，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揣度天道，向下验证人情，参照古代，考察当今。所以《春秋》所讥讽的，就是灾害所施加的对象；《春秋》所憎恶的，就是怪异现象所施加的对象。记载国家的过错，兼及灾祸怪异的变故；由此看出人的所作所为，其好坏到了极点，就与天地相通而互相感应，这也是谈论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立掌管教化的官员，致力于用德政善行来感化百姓，百姓已经普遍受到教化之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的诉讼了。当今之世废弃了这种做法而不加修治，没有办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道义而死于追求财利，所以犯法而罪过多，一年的案件数以万千计。由此看出古代的做法不可不用，所以《春秋》对改变古制的就加以讥讽。上天的命令叫做命，命不是圣人不能推行；天生的质朴叫做性，性不经过教化不能完善；人的欲望叫做情，情没有制度就不能节制。因此君王对上谨慎地秉承天意，来顺应天命；对下致力于彰明教化百姓，来成就人的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区分上下的次序，来防止欲望；做好这三方面，那么治国的根本就树立了。人从天那里接受生命，本来就超然不同于众生，在家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在外有君臣上下的道义，聚会相见，则有尊敬老人、爱护幼小的礼节，鲜明地有礼仪来互相交往，欢欣地有恩情来互相爱护，这是人尊贵的地方。种植五谷来作为食物，种桑麻来作为衣服，饲养六畜来作为供养，驯服牛马，圈养豹虎，这是人得到了上天的灵气，比万物尊贵。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的生命人是最尊贵的。”明白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就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就会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就能安处于善道；安处于善道，然后就会乐于遵循道理；乐于遵循道理，然后就可以称为君子了。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译文】：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纣，逐渐衰微逐渐灭亡、逐渐昌明逐渐兴盛的道理，虚心改正。”臣听说由少积成多，由小积成大，所以圣人没有不从昏暗达到光明，从微贱达到显赫的。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兴起，不是一天就显赫的，大概是有逐渐的过程才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不可堵塞；行为从自己身上发出，不可掩盖。言行，是治国的大事，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所以能做好小事的人才能成大事，能谨慎对待细微的人才能显赫。《诗经》说：“就是这个文王，小心翼翼。”所以尧兢兢业业每天实行他的道，舜勤勤恳恳每天尽他的孝道，善行积累而名声显扬，德行彰明而自身尊贵，因为他们实行的是逐渐昌明兴盛的道理。积累善行在身上，就像白昼逐渐加长，而人们不易察觉；积累恶行在身上，就像火在销熔油脂，而人们不易看见。不是明白性情、洞察流俗的人，谁能知道呢？这就是唐尧、虞舜之所以得到美名，而夏桀、商纣之所以令人哀悼恐惧的原因。善与恶的相随，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所以桀、纣暴虐傲慢，谗佞贼人并进，贤人智者隐伏，恶行日益显著，国家日益混乱，他们却安然自以为像太阳在天上，最终衰败而彻底崩溃。暴虐无道的人，不是一天就灭亡的，也是逐渐达到的，所以桀、纣虽然无道，但还能享有国家十几年，这就是他们逐渐衰微灭亡的道理。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译文】：策问说：“夏、商、周三王的教化所师承的不同，但都有缺失，有人说长久不变的是道，难道旨趣有差异吗？”臣听说快乐而不迷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叫做道；道是万世没有弊病的，有弊病是因为失去了道。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颇而不能通行的地方，所以政治有昏暗而不能推行的时候，纠正那些偏颇之处来补救弊病而已。三王之道师承不同，并不是它们互相反对，而是为了补救过度、扶助衰微，是所遭遇的时势变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就是舜吧！”改变历法，变换车马服饰的颜色，来顺应天命而已；其余都遵循尧的道，还改变什么呢！所以君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没有改变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殷朝崇尚敬，周朝崇尚文，是因为它们所继承的需要补救的时弊，应当用这些。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如果有人继承周朝，即使经过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说历代君王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忠、敬、文三者。夏朝沿袭虞舜，却偏偏不说增减什么，是因为他们的道完全一样而崇尚的相同。道的根本来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王互相传授而持守同一个道，没有需要补救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增减了什么。由此看来，继承太平之世的君王他们的道相同，继承动乱之世的君王他们的道就要改变。现在汉朝继承大乱之后，似乎应该稍微减少周朝的文饰，采用夏朝的忠厚。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译文】：陛下有光明的德行和美好的道术，怜悯世俗风气的浮薄，哀伤王道的不显明，所以选拔贤良方正的士人，议论考问，将要兴起仁义的盛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世道。臣愚钝不才，陈述所听到的，诵说所学到的，转述老师的言论，仅仅能做到不遗忘罢了。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兴盛衰耗，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董仲舒所能达到的，然而臣私下感到奇怪的是。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代的天下，同样是这个天下，古代达到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好昌盛，不用命令就能实行，不用禁止就能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润及草木，恩惠遍及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用古代来衡量现在，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什么地方错乱而衰败到这样？想来是在古道上有所失误吧？还是有违背天理的地方呢？试着从古代寻找踪迹，返回到天道，或许可以找到原因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译文】：上天也有所分配给予，给予牙齿的就去掉角，给予翅膀的就只给两只脚，这是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代给予俸禄的人，不靠劳力吃饭，不从事工商业，这也是得到大的不能再取小的，与上天的旨意相同。已经得到大的，又要取小的，上天也不能满足，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之所以喧闹叫苦、生活困苦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宠而处于高位，家庭温饱而享有厚禄，凭借富贵的财力和势力，在下面与百姓争利，百姓怎么能比得过他们呢！所以他们增多奴婢，增多牛羊，扩大田宅，广置产业，积蓄物资，致力于这些而没有止境，以此压迫百姓，百姓一天天、一月月地被侵削，渐渐陷入极端穷困。富人奢侈过度，穷人穷困愁苦；穷人穷困愁苦而上面不救助，那么百姓就不以生活为乐；百姓不以生活为乐，连死都不逃避，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不能制止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靠俸禄吃饭就够了，不要与百姓争夺产业，然后利益就可以均匀分布，而百姓就可以家家富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远古的法则，天子应该效法它作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循它作为行为准则。所以公仪休做鲁国宰相时，回到家里看到妻子在织帛，生气地休了妻子，在家里吃饭吃到葵菜，生气地拔掉葵菜，说：“我已经有俸禄吃了，还要抢夺园丁、织女的利益吗！”古代在位的贤人君子都是这样，所以在下的人推崇他们的品行而服从他们的教化，百姓被他们的廉洁感化而不贪婪鄙陋。等到周朝衰微时，它的卿大夫轻视道义而急于求利，没有推让的风气而有争夺田地的诉讼。所以诗人痛恨而讽刺他们，说：“那高峻的南山，岩石垒垒，显赫的太师尹氏，百姓都在看着你。”你喜欢道义，那么百姓就向往仁德而风俗美好；你喜欢财利，那么百姓就好邪而风俗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大夫，是下面百姓所观看效法的对象，是远方之人从四面八方仰望的对象。近处的人看着而仿效，远处的人望着而效法，怎么可以处在贤人的位置上而做平民百姓的行为呢！急急忙忙追求财利常常担心匮乏，是平民百姓的想法；急急忙忙追求仁义常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是士大夫的想法。《易经》说：“背着东西却乘坐车子，会招致盗寇到来。”乘车是君子的位置，背负重物是小人的事情，这是说处在君子的位置却做平民百姓的行为，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位置，就应当做君子的事情，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为相那样，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译文】：《春秋》所崇尚的大一统，是天地的永恒法则，古今的普遍道理。现在师从不同的道，人们有不同的言论，诸子百家有不同的方略，旨意不同，所以上面无法保持统一；法律制度屡次改变，下面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在六艺的科目之内、不属于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它们的道路，不要让它们同时发展。邪僻的学说消亡停息，然后统纪就可以统一而法度就可以彰明，百姓就知道该遵从什么了。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译文】：对策结束后，天子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相，侍奉易王。易王是皇帝的哥哥，一向骄横，喜好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匡正他，易王很敬重他。过了很久，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讨伐吴国，最终灭了吴国。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齐桓公有疑难请管仲决断，我有疑难请先生决断。”董仲舒回答说：“臣愚钝不足以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听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讨伐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回家后面有忧色，说：‘我听说讨伐别国不向仁人询问，这话为什么问到我这里来了！’只是被问到了，尚且感到羞耻，何况是设下诈谋来讨伐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本来没有一个仁人。仁人，端正他的道义而不谋取私利，彰明他的道理而不计较功利。因此孔子的门下，五尺高的儿童都羞于称说五霸，因为他们先使用诈术和武力而后才讲仁义的。如果只是用诈术而已，所以不值得在君子的门庭称道。五霸与其他诸侯相比算是贤能的，但和夏禹、商汤、周文王相比，就像石头与美玉相比一样。”易王说：“好。”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译文】：董仲舒治理江都国，用《春秋》记载的灾祸怪异的变故来推究阴阳错乱运行的道理，所以求雨时，就关闭各种属于阳的事物，放开各种属于阴的事物，他止雨时做法与此相反；这种方法在江都国推行，没有不达到预期效果的。后来被免去江都国相改任中大夫。在此之前，辽东高帝庙、长陵高园便殿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推论阐述其中的含义，草稿还没有呈上，主父偃去探望董仲舒，私自看见了，嫉妒他，偷了他的书稿上奏给皇帝。皇帝召来儒生们看这篇东西，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的书稿，认为非常愚蠢。于是把董仲舒交给法官审讯，判处死刑，皇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谈论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译文】：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正对外用兵抵御四方夷族，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但公孙弘迎合世俗处理事务，官位做到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阿谀奉承，公孙弘嫉妒他。胶西王也是皇帝的哥哥，尤其放纵骄横，多次迫害二千石的官员。公孙弘就对皇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做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很好地对待他。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会获罪，就称病辞职。他总共做了两个诸侯国的国相，侍奉的都是骄横的诸侯王，他端正自身来给下属做表率，多次上疏劝谏争论，在国内颁布教令，所治理的地方都治理得很好。到他离职回家后，始终不过问家里的产业，以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为事业。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译文】：董仲舒在家时，朝廷如果有重大决议，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去询问，他的对答都有明确的法度。自从汉武帝即位之初，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而推崇儒学。等到董仲舒对策后，推尊阐明孔子的学说，抑制贬黜百家。设立掌管学校的官员，州郡举荐茂才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年老后，在家中寿终正寝，全家迁到茂陵，儿子和孙子都因为学问做到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译文】：董仲舒所著的，都是阐明经学儒术的意旨，以及上奏的疏文、条列教令等，共一百二十三篇。而解说《春秋》记事得失的，《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类，又有几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到后世。选取其中切合当世、能在朝廷施行的内容记载在传记中。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译文】：赞曰：刘向称赞说：“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即使是伊尹、吕望也不能超过，管仲、晏婴之类，是霸主的辅佐，大概比不上他。”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伊尹、吕望是圣人的匹配，君王得不到他们就不能兴起。所以颜渊死后，孔子说‘唉！上天要亡我。’只有颜渊一个人能担当这种评价，连宰我、子贡、子游、子夏都不在其中。董仲舒遇到汉朝继秦朝焚书之后，《六经》分崩离析，他放下帷幕发愤钻研，潜心于伟大的学术，使后来的学者有所统一，成为群儒的首领。然而考察他师友渊源的传承，还赶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比不上他，伊尹、吕望不能超过他，太过分了。”到了刘向的曾孙刘龚，是个笃实评论的君子，他认为刘歆的话是对的。